另外，长期愿景与实际政策选择之间的差距也是一个原因，眼前顾虑通常左右着经济政策的选择。比如，要减少经济对出口的依赖，需要减少出口，这是很明白的道理，但是，虽然目前实质出口仍维持在10%的增长水平，但显然，北京已决心采取多重措施刺激出口，包括停止人民币升值，增加纺织业出口退税，并酝酿提高电子产品和机械工具行业出口退税。要控制重工业的发展，需提高生产企业的电力成本，但目前仍缺乏有效的体系，以打破钢铁、铝、铜生产行业电价的地方保护。要降低投资增长速度，就需要将实质存款利率提高为正（银行实质利率现仍为负），对国有企业上缴红利作出严格的限定（这项改革目前仍在小范围内试行），并转变以投资和税收作为地方干部政绩考核标准的评价体系。如果希望减少人们对国内市场的投资，就需要有一个合理定价的汇率水平。拟改变人民币固定汇率及币值低估状况的汇改施行已逾三年，尽管过去一年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约7%，但低估等情况依然存在。要想真正鼓励创新，就不必设置专利申请方面的限制，应该使企业依靠完善的民法体系保护知识产权。要使人们获得良好的医疗服务，私营资本进入医疗保健行业并获得监管是必需的。要扩大服务业规模，就需要打破现有的国有垄断造成的供不应求局面---比如电信业、部分金融服务业、医疗、教育以及娱乐业等领域的行业垄断。正如央行行长周小川几年前不时为中国金融创新鼓劲。再比如不久前票房火爆的《功夫熊猫》留给每个人的思考，中国电影业的创新到底在哪里？
再次选择全力扶持出口行业？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经济学家，是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缺乏转变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再度呼吁施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人民币升值和谨慎运用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的主张，这些声音，似乎在当下的环境中显得另类。余永定认为，近来对经济放缓的恐慌将会误导宏观经济决策。尽管近期CPI指数有所回落，但能源价格仍处于管制之中，并导致能源的低效使用和其他问题，现在正是放开价格的时候。而且，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的4.8%的通胀目标今年恐怕难以实现，对通胀仍需提高警惕，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最终维持在3%左右。与之相对，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可以吸收更多的通胀，却不顾低收入群体生活成本上升，他们的存款正遭受贬值。余永定认为，为将通胀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减轻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有必要牺牲一定的需求增长---出口和投资增长放缓是自然的，他还建议财政部调整税收政策，以扶持低收入群体。他认为当前出台财政刺激方案为时过早。我们也认为，实质GDP增长仍保持强劲势头，至少目前无需启动财政刺激计划。
改革进程之中面临极其严重的全球经济放缓，北京将不得不面对出口增长降为零，甚至降为负增长的状况。近几个月人们经常听说的工厂亏损倒闭现象将更为严重。加快改革进程以支持国内服务业发展和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成为前所未有的紧迫任务。但是，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危险，决策部门可能会避开这一艰难的抉择，转而全力扶持出口行业，将财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暂缓为服务业引入竞争的开放进程。这将是令人扼腕的决策。全球经济放缓显示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可持续性的缺乏超出人们预想。世界已经变了---中国亦需要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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