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开方面。
　　社会体制改革的另一重难点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实行“小政府、大社会”，还是“大政府、小社会”，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2012年10月，《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规定，“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这被外界认为是政府主动划清与市场、社会关系的表态，往“小政府”方向努力。
　　但“小政府”的改革方向并未达成共识。此前，2011年5月，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在《求是》杂志上撰文阐述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创新之路。他在文章中称，“实际上，发达国家并非都是‘小政府、大社会’，不少大国都是‘大政府’，政府承担着社会管理的主要任务。”
　　在公共服务领域，按照传统的思维，公共服务由政府包办，比如，农村的“七站八所”，政府“养人养事”，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却一度成为县级干部的家属院，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湖北咸安曾最早在此领域“动刀子”，撤销“七站八所”，引入市场主体提供服务，政府提供补贴农民购买服务。这一举动在全国引起轰动。
　　但是争议也巨大，一位长期关注湖北咸安改革的农村研究学者对《财经》记者称，改革遭遇重重阻力，撤一个站，就有人反对，因为这些人以此申请项目经费的理由没有了。
　　不过，在全国范围内，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加速推进。2012年，中央财政首次专门安排2亿元资金，用于购买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此前，深圳、北京等地也早已试行这一做法。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民间公共服务机构提供资金来源，但也导致了政府对民间公共服务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政府过于强势，甚至直接干预这些机构的微观行为，两者之间尚缺乏法律规范。
　　对于尚且幼小的社会组织而言，许多机构并不具有专业的公共服务能力，即使具有相关能力，也没有统一的评价机制。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认证制度是有益的尝试。目前，许多高校均开设社工专业，培养这一领域的人才。
　　经历了十年的社会建设和改革，改革正在缓慢前行。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政府主动退出了许多社会领域，相应的投入严重不足，导致民众负担沉重。近十年来的社会建设，以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核心，取得巨大成就，但再也不可能回到政府包办的状态。促进社会组织力量成长、政社分开则是未来的改革方向。
　　但如同经济改革一样，观念和共识的达成并不容易，而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又正在显现，未来既需要在观念上达成共识，又需要务实高效的政策推动改革深入。
　　郭道晖认为，将社会从国家中分离出来，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主义就是至上的意思，我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应当是社会至上，应当实现社会主义宪政。”这位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室原副主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