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是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
　　人大代表中领导干部比例过高，久为舆论诟病。已故宪政学者蔡定剑曾对此评价说，官员兼任人大代表，不利于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的监督，不利于减少人大代表，不利于延长会期，不利于改变行政化的会风，不利于发扬民主。
　　他曾经对《财经》记者表示，应当实行各级干部与人大代表身份相脱离。十八大报告中关于“降低党政干部代表比例”的提法，显然是切中时弊、以求改变人大会议成干部会议的现象。
　　在张千帆看来，降低干部比例这一方向是对的，但要做到这一点，不一定靠老办法，可以扩大差额选举、改善基层候选人制度。比如，研究并考虑完善“独立候选人”制度，使选民更了解代表、代表更体现民意，并不需要人为地降低某个类别候选人比例，以免出现刻意控制比例从而产生内定候选人的情况，而且，“即便降低了领导干部比例，能否提高代表履职的积极性和能力，仍然是个问题”。
　　三是“加强立法工作”，“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并“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和全口径预决算审查”。将党的主张转变为立法，既是对党的领导的坚持，也是对宪法、法律的遵守，还是对全国人大职权的保证。
　　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室原副主任郭道晖认为，人大制度改革的基本点应该是规范党和人大的关系，党在人大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当由法律决定。
　　在他看来，现在人大的最大问题，一是选举权落实情况有待改善；二是代表结构不合理，官员比例过高；三是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不利于人大发挥监督作用。
　　这意味着，对于人大制度，应当从包括选举制度、党和人大关系等方面着手，提出一揽子改革方案。
　　除落实人大职权以外，协商民主也在报告中占据一席之地。报告指出，要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做实政协尤其是民主党派的提案职权，强化其监督、批评职能，当是下一步改革方向。
　　重构司法职权
　　司法改革实际涉及三个层次：一是司法权和立法权、行政权之间的关系；二是在司法权内部，审判权、检察权和公安部门之间的关系；三则是司法权和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
　　自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对此方略都会作深化阐述。十八大报告也是如此，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角度，分别予以论述，要求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其中司法是重点。报告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此前10月9日，国新办发布《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明确了“司法改革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白皮书还称，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司法改革的目标，中国将为此继续不懈努力。
　　司法改革实际涉及三个层次：一是司法权和立法权、行政权之间的关系；二是在司法权内部，审判权、检察权和公安部门之间的关系；三则是司法权和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2008年以来，以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为核心的司法体制改革如火如荼，法学界的评价褒贬不一。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等都认为，出现了不少有违司法独立、司法职业化方向的现象。
　　最高法院前副院长、大法官刘家琛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现在的司法体制需要以独立审判为核心彻底改革，重新构建司法职权。
　　刘家琛认为，司法职权的科学构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审判独立，是司法职权优化配置的价值取向，是国家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需要。司法职权的科学构建重要，科学适用也很重要。
　　刘家琛还特别强调国家三职权的科学构建。他说，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