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时，中国改革再次回归到它的逻辑起点——农村改革。三十年一个轮回，变化的是国家的历史方位、国民心态，不变的是百年来国人矢志不渝的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宏伟梦想。

　　中国问题的时代僵局系于农村问题。在民族复兴的战略棋盘上，没有农村的现代化也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 30年来，正是城乡社会的不对称，正是三农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农民成为城市化的主角，成为推动中国社会改革的强大动力之源，成为社会转型期波澜壮阔的复杂背景。在农业边际效益递减，人地资源十分紧张、就业矛盾十分尖锐，城乡社会矛盾十分突出、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三农问题和2亿多进城农民工问题，已经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战略全局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的繁荣和稳定，也就是一句空话。我们必须站在国家复兴和现代化、城市化的宏大命题下来理解和思考三农问题。 17届三中全会从农村改革和城乡统筹两个维度进行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可谓正当其时。

　　城乡统筹发展是解决农民和农民工问题的根本方法和出路，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最重要的历史重任。2000多年来的皇粮国税在本届政府终结，一系列惠农政策让亿万农民感受到执政党锐意改革、情系三农的决心和信心。但是，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失衡，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治理和乡镇职能转变，都关系到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效率提高，农村土地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让人难以找到一条现实的路径。这些农村税收制度改革后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3中全会将做出政策回应，我们对此满怀期待。重庆作为国家第一个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省级实验区，无论是在土地流转的制度设计上或者是以农民工为突破口的城乡统筹实验，吹响了城乡统筹的时代号角，每年40万重庆农民工正逐步融入城市体系。如果三农问题是一个分数，那么我们需要做大分子，使农村更加繁荣，做小分子，减少农民，使人均收入增加更快，城乡统筹发展因此成为破解三农问题的科学方法和根本出路。

　　城乡统筹发展蕴含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改革路径。在次贷危机波及全球金融体系，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面临调整，城市消费潜力日益缓慢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动力之源在何处呢？启动广阔的农村市场，促进和提高亿万农民的消费水平，扩大内需已经成为现实的政策选择。无论是在国家战略层面或者是现实的发展制约，17届3中全会破解的并非仅仅是媒体热议的土地新政、城乡一体化的一些具体政策，它更大的意义在于为高速增长的中国找到了下一个改革突破的方向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