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国的创意产业发展迅速。2006年8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出台，文化创意产业这个概念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正式提及。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由此提升到政策性高度。2010年4月，九部委联合发布《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指导意见》，政府支持文化创意产业进入具体操作层面。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纷纷为文化创意产业落子布局。

　　北京VS上海：描述性秒杀

　　似乎一夜之间，中国的创意产业已经如火如荼地在各地发展起来。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创意城市北京和上海，展示给世界怎样的想象力？

　　即将浮现于此的京沪两地创意人物、创意园区和创意企业，在未来的某天，或许会以不知几多D的活动影画形态，出现在属于我们时代的《清明上河图》上。那时候，所谓的“创意之都”想必已开花散叶，遍布国境。

　　陆川VS郑大圣：

　　创意人物相望国馆之巅

　　上世纪60年代，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中，有一个意象：乌泱乌泱的人群排除万难爬到一幢高耸入云的高楼的顶层去看戏。这预言性的一幕在2010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变成了现实：每天超过5万的人群乘坐电梯涌入国馆顶层凌空49米的放映厅，欣赏两部8分钟主题电影：陆川执导的《历程》和上海电影制片厂郑大圣执导的《和谐中国》。

　　两部影片分单双日放映，这意味着，如果是参观中国馆的观众，你不可能在同一天欣赏到两部电影；同时，由于影片结尾都没有主创人员名单，你也不大可能分得清谁是谁拍的。任观众怎么纠结，在同一个穹顶下的三折巨幕上，它们就这样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隔空相望。

　　“历史上从来是北军战胜南军。”陆川笑称自己的团队是北军，上海的团队是南军，“我们宁可站着被人轰走，也不能躺着自杀。”有点错位的是，陆天明的公子陆川其实是上海人，而黄蜀芹家的少爷郑大圣则是天津人。

　　直到2009年9月之前，陆川团队都是中国馆主题片的唯一指定拍摄方，陆川本人还是中国馆的影像顾问。在经过8个多月100多稿修改的挣扎后，这种排他性地位丧失了。

　　去年9月11日，郑大圣清楚记得这个紧急征召日。那天他恰好回上影集团办事，办完事从制片人钱建平的办公室门前“飘过”的时候，钱刚撂下厂领导打来的电话，招呼他“进来聊会儿。”从集团总裁接到指示，到郑被叫去“聊会儿”，两三个电话的功夫，另一部中国馆主题片的指定导演就定下来了。这时，距离世博会开幕仅8个月。

　　“所有的朋友都说，你的胆儿太肥了。”郑大圣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自始至终，我最大的噩梦就是怕来不及。”最后一个月，郑大圣就再没机会躺平了睡觉，“国家礼乐啊，要是搁古代，不成了，那就得斩首。”

　　与此同时，北京陆川团队，在制作后期的4个机房里，桌子上、地上，全躺着睡气垫的人。

　　在这一场和时间的战斗中，郑大圣部8个月组织投入了来自上影厂、美影厂、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水晶石CG公司超过400人的团队，陆川1年零4个月时间里前后集结的人马有600人。

　　陆川说，他是怀着“一腔无知的热情”投入其中的。陆川开始以为创作是比较私人化的问题，仿佛子宫里的胚胎，不希望拿出来示人。但这次是试管婴儿。创意被迫进行颠覆性更改的时候，陆川觉得痛苦。他认为核心原因是，他们的创意没有特别展现中国30年城市化的成就，“这个跟我的想法有所不同。”但他知道国家项目中每一层管理者的巨大压力。“国家项目里面，你要把自己看成一个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是我的合作者们在北京，一群自由艺术家，他们的教育背景让他们很难接受这个现实。”

　　郑大圣的剧本4个月里修改不下百次，幅度很大，不乏“方向性的修改”。郑认为，这是“必须的，不能有脾气，没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