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破坏力非常大,但相对来说治理较为容易,严格的货币政策往往能在一年甚至数个月内将其完全治服。通缩则不然,其不仅造成资源的永久性浪费,而且一旦持续,治理起来非常困难,扩张性货币政策往往不能很快见效,不得不通过扩张财政来稳定局势。从历史上看,美国大萧条和日本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长期经济低迷,均是通缩为害甚烈的例子。我国上一轮大通胀到1997年得到成功控制,CPI回到了合意区间（3%以下）,但随后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开始进入断断续续的通缩,一直到2003年才开始彻底走出来。尽管此轮通缩的程度并不算特别严重,但其造成的资源闲置和经济增长的损失仍然是较大的,值得我们引以为鉴。
避免通缩的危害,关键不在治理,不能等到经济增长出现明显回落、通缩苗头已形成再出台政策,而是要及时预防。
反周期的政策选择
中国居民和政府的储蓄率都名列世界前茅,在启动内需应对外部环境可能导致的经济下行方面有巨大的空间。反周期的政策可以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和其他一些结构性政策。这些政策不能一次用尽,但为了提振人们的投资和消费信心,开始的时候力度应该大一些。
眼前能够及时推出的政策包括减息和在全国推行增值税转型。由于大规模的政府开支涉及到财政预算的制定,它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这些政策都需要通过全国人大的法律程序,暂时无法推行,但应该及时研究和讨论,尽早制定方案并将其公布,及时引导人们的预期。
在反周期政策方案中,笔者觉得有两点应该注意。一是要眼睛向内,二是要消费优先。由于外需不景,出口部门面临巨大压力,很可能出现汇率贬值和税收刺激的呼声,我们应该认识到对外过度依赖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最主要内容之一,当前的外部环境压力正是矫正这种失衡的时机,所以在政策方面应该尽量保持中性立场,在汇率和出口税收政策方面不应该作太大的调整。
在刺激内需方面,消费和投资各有优劣。消费的大幅增长更符合经济调整的长期目标,而投资对增长的带动作用则更大一些。在1998年开始的上一轮凯恩斯财政扩张中,我们的重点在公共工程投资。当前应该更注重消费的作用,在这方面,不仅要加大财政对中西部和低收入人口的转移支付,而且对城市中产阶级应该实行大幅度地减税,比如将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或8000元,使大部分工薪阶层实际上免除征税,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促进消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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