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但我们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就会有很多矛盾，有些人就放弃了，回国了，我们国家发展研究院多数老师还是坚持我们要玩这个游戏，而且要玩好，这是自己跟自己较劲。

　　新浪财经：您刚才说到国家发展研究院有很多比较优秀的老师，您从事院长的职位有什么压力？

　　姚洋：整个北大的风气就是做领导的就是服务的，校长见了教授都要点头哈腰，真是这样的。有次开会，本来院领导来，院领导没时间，让一位年轻的老师去，那位老师说话很不客气，校长当时很生气，怎么让这么年轻的老师来，第二天早上校长就到我们那道歉。整个北大都是这样，这可能跟其他高校不一样。所谓去行政化，并不是取消副部级待遇就是去行政化，去行政化是内心的一些东西，是学校的传统问题。到了院系也一样，院长、副院长的职责就是服务，为大家搭建平台，让大家心情愉快地做学问，也就不会有压力了。

　　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已经不再适用

　　新浪财经：有人认为凯恩斯并不适应中国的社会主义机制或者我们应该超越凯恩斯，您怎么看？

　　姚洋：凯恩斯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他其实有好多面向，应该考虑凯恩斯提出经济政策时的背景，大萧条时期，凯恩斯想的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是如何走出大萧条。所以他所有的政策建议都跟需求有关，考虑如何管理需求和刺激需求。当世界已经走出萧条后，他提出的政策显然不适用了。

　　但我认为，应该重新认真研究凯恩斯的学术贡献，比如自从芝加哥供给学派占上风之后，美国的宏观经济学中长期以来没有货币在里面的，宏观经济学不讨论货币是不可想象的，芝加哥由于卢卡斯的主导作用，多年没有货币经济学和货币理论这门课。芝加哥学派认为我们不必谈论货币，所有的东西都与实体经济有关，这显然是错的，因为这次金融危机表明了货币的作用。我们应该再回到凯恩斯，研究为什名义量，比如货币，在经济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些我们反倒研究得少了。

　　有人总贴标签，认为凯恩斯就是社会主义的，弗里德曼就是资本主义的，抛开这些争论，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洞见，作为后辈应该思考如何把他们的思想结合起来，而不是尖锐地对立，非此即彼。

　　政府是中性的不受利益集团左右

　　新浪财经：站在今天新一轮改革的角度，您如何看待中国模式以及任何模式的概念？

　　姚洋：相比中国模式，我更愿意称之为中国道路，我有本文集叫《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因为模式好像是固定的，我们可以永远做下去，而道路是一个过程，我们总在学习，在改变。中国道路我认为是有的，我的总结包括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政府是比较中性的，中性的意思就是不受利益集团左右，它容易集中精力做经济建设，也容易看得远一些，包括习总书记做的这些事情，你发现他还是想走在中间。有时你可能会觉得他偏向左，有时发现它又偏向右，其实它在走中间这条路。很多国家做不到这点，容易被利益集团所左右，这样的国家很难发展起来，也有很多例子，但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这是我们应该总结的，而且是可能推广的。

　　第二个方面，在经济政策方面，我们的经济政策基本采用一种偏向市场的方式，整个改革开放我们采纳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模式就和华盛顿共识是完全相对的，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是完全针锋相对的，这不符合事实。其实中国的经济政策，基本上都是华盛顿共识中的建议，比如稳定的宏观经济，比较谨慎的政府支出政策，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我们的负债率，中央政府层面的负债率很低，即使整个政府的负债，以国际标准来看也在可控范围之内。当然还要考虑中国政府掌握的资产更多，有人计算过整个中国政府公共部门掌握的净资产是52万亿，相比之下债务就很少。此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