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做客新浪财经《改革问道》时指出，大型国企改革的唯一方向就是在国内上市，在电信、石油等比较特殊的行业，私有化并不能解决价格问题，变成一个公众公司可能是更好的解决方案。

　　中国经济学者离诺贝尔还很远

　　新浪财经：您是北大学地理学毕业，但我知道您又看过很多文科的书籍，感觉您充满人文主义色彩，经济学研究对您来说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姚洋：当时考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中学是厂矿子弟学校，那时候刚从文革出来，父母听到你要学文科是很紧张的，因为文革时学文科的都是挨整的。所以我的多数同学都学了工科，学理科的都很少。自己想找一个比较偏文的专业，发现了经济地理，沾了“经济”两个字，所以才报了经济地理，虽然是理科，但最后其实学的比较偏文。

　　读这些书对经济学研究有没有用？我觉得用处很大。下棋棋力在工夫之外，只知道杀对手的大王可能下不好，棋下得好一定还有别的东西在里面。像马晓春、常浩那种危机大师，他们肯定都有棋之外的东西。触类旁通对任何学问都重要，不只是对经济学研究，对一些真正做科学研究的可能也很重要。

　　新浪财经：有很多经济学家都是从三十岁之后开始学经济学的，您认为是否科班出身的确没有多大的影响吗？

　　姚洋：因为现代经济学变的越来越专门，如果你没有专门的训练，的确是比较困难的。中国经济学的建立时间其实很短，我不是在这里吹嘘我们自己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推广，特别是研究生阶段的现代经济学教育的推广和我们关系是非常大的。我们1994年成立，之后我们就在推研究生阶段的比较高质量的经济学教育，在这之前我们基本上只能达到普及教育。进入21世纪之后，经济学家变的越来越专门化了，如果没有科班训练，的确是有问题的。我也总收到一些人寄来书，发来Email，说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理论，这个理论是自马克思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其实打开一看，很多东西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原理的东西，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洞见，但是从洞见变成一种研究还需要很多的工夫，如果没有经济学的训练是做不出来的。

　　新浪财经：所以，中国很多学者离诺贝尔都很远？

　　姚洋：实际上是非常远的，这不是一两代人能完成的，我看到哪怕是受过西方教育，比我再高一代的这些经济学家，他们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素养要达到和他们同时代的美国和英国学者的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这代人会稍好一些，毕竟我们都是科班出身，但要达到外国学者的水平还差很多，不排除有个别人已经做的比较好了。希望我们下一代或再下一代的学者在技术方面能够炉火纯青，但又不会失去老一代人的洞见，把洞见和技术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很好的研究成果。

　　领导服务学术是整个北大的风气

　　新浪财经：很多人说您是经济学家或者大学教授，您更愿意给自己定位成一个什么样的学者？

　　姚洋：我自己首先是个学者，现在社会分工是这样的，一些人专门针对媒体，媒体经济学家是需要的，我并不认为他们比学者、大学里的经济学家就要低，社会有这个需求，他们也能做出很好的东西。把经济学的东西告诉大众，告诉政府，这是非常重要的。政府里也有很多很好的经济学家，不过我认为还是应该做一些纯学术的研究。有时候很累，因为发表是很难的，特别是在国外发表好的期刊上发表就愈发困难。整个经济学界只有两个阵营，就是美国和美国之外，美国掌握了整个经济学，欧洲都是边缘化的。像皮卡德这样的学者凤毛麟角，即使在欧洲也是如此，欧洲之外的地方几乎没有，很难听到有人说一个经济学家在欧洲和北美之外是有影响力的。美国的经济学研究并不都是非常好，只不过它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你得玩它的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