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国有企业改革推进的同时，非国有和非公有制企业（以下减称非公有制企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中国工业经济的企业制度结构（所有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即非公有制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国有企业的比重逐步下降。按工业总产值计算，1978年国有企业占77.6%，集体企业占22.4%，其他经济成分所占比重极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1992年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下降到51.5%，非国有企业（包括集体、个体和其他工业企业）占48.5%。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不仅使得微观经济主体基础更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而且由于改变了国民经济由国有企业“独木支撑”的局面，也使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有了更大的回旋空间。

　　第四，与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化相应的是社会分配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明确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这不仅确立了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性，而且承认了按劳分配与要素分配具有同等合法性，尽管在当时的政策语言表达上两这之间还有“主体”和 “补充”的差别。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确定： “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不仅具有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巨大作用，而且使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此，不仅“就业”是民生之本，而“创业”也成为发展之源；个人和家庭收入不再只是“消费资金”，而是成为储蓄和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广大群众不仅可以勤劳致富，经营致富，创意致富，而且可以通过获得财产性收入而致富。这就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于利益机制的稳固基础。使亿万人民从对切身利益的关心上，拥护和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并以持续的热情投入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

　　第五，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过程中，价格体制改革是一个既不可回避怠慢，又充满极大风险的难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改革就试图从价格改革入手，曾经在“渐进、双轨”中徘徊，而又在“彻底放开”的过程中产生很大的社会震荡。当1992年明确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后，价格改革的推进就进入了比较顺利的轨道。到20世纪末，绝大多数工业产品价格都实现了市场化，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

　　第六，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不仅表现在进出口贸易的大幅度增长，而且，特别是表现为投资环境的明显改善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大量建立，中国从一个完全封闭的国家，转变为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所有大国中最为开放的国家之一。当其他大国处于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平时，没有哪个国家实行过像中国这样的对外商企业的高度宽容、鼓励和优惠的政策，而且，在各地区之间还以相互竞争的方式把吸引更多外资作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政绩目标之一。这种开放姿态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因此，中国在短短20多年的时期内，就成为世界吸引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全世界的工业生产能力大规模地向中国转移，加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迅速成长激发起极大的生产热情，并显著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得中国很快成为世界工业生产大国。越来越多的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规模居世界前列。

　　从1992-2000年的改革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段历史。在此期间，中国遭遇过挫折和艰难，而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变（特别是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蜕变）也曾给中国以巨大的压力。中国能够渡过这一充满极大风险的改革时期，并为确定长期的改革方向和道路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其中，邓小平的巨大贡献是举世公认的。而邓小平的决断之所以得到人民的广泛拥护，主要归因于其高度务实和完全从人民切身利益出发的精神。就像是当年承诺给农民“分地”、让工人“当家作主”的务实目标激励了人民对解放事业的拥护一样，“致富”、“小康”的务实目标也激励了广大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拥护和投入改革开放事业。

    这一时期的改革所形成的最重要观念是：要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富裕，不可能靠国家计划的直接安排和政府以行政性方式进行资源配置。相反，市场调节应成为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机制。也就是说，市场竞争成为推动工业化的强大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落后和低效的状态。所以，这一时期的理念革命：就是彻底地相信自立自强，相信“适者生存，优胜劣态”的竞争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