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企业改革。企业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包括大集体所有制）改革，即要把原先作为政府附属物和计划指标被动执行者的国营企业，改革成为独立核算的经济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且从增加工资、允许发放奖金等开始，逐步引入经济刺激机制，力图改变“干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严重低效率行为。二是允许非公有制经济（企业）的发展，并逐步扩大非公有制企业可以进入的产业领域。期间，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也在计划体制的夹缝中成长起来，因此，农村工业发展成为中国工业化的一个突出特点。特别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以对外开放打破僵化体制，为改革探索道路和获取借鉴的思路，因此，允许和鼓励外商投资成为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和探索改革道路的重大战略举措。这样，工业改革为国有企业、私营（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三分天下”企业结构基本格局的形成，埋下了伏笔。与此相适应，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政策，其中，特别重要的：

　　一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这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顽固惰性，强化利益刺激，培育市场主体和动力机制的关键。其深层意义则是从固守计划经济的人为平衡和平均主义原则，转向承认效率和竞争原则，而后者正是市场经济的内在机理。

　　二是，以实行优惠政策和建立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等）等方式，打破计划经济的封闭体系，植入市场经济的活体。特别是让国外（海外）市场经济因素直接进入中国，并孵化其发展。

　　可见，这一时期的工业改革特征是“穷则思变的改革”。为了摆脱贫困，征服低效，迫不得已痛苦地反思计划经济的有效性，既有怀疑，又不忍放弃。所以，这一时期的改革充满了争论，左顾右盼，走走停停，甚至也有犹豫和反复。所以，尽管改革的方向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理论认识是不够清晰的，因而政策表述是摸棱两可的，改革措施是“双轨制”的。

　　但是，即使从今天的立场看，这一时期的改革所指向的方向也是正确的，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最重要的是，开始了思想解放的历程，放弃了对计划经济的迷信和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盲目崇拜，敢于“摸着石头过河”，并且敢于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朴素思想冲击当时极为僵化封闭的意识形态樊笼，特别是悄悄地开始了奠定市场经济发展基础的观念革命：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摆脱贫穷必须依靠自救自利，而如果仍然眼睛向上，“等、靠、要”，将没有人会替你改变贫穷的命运。因此，整个社会开始承认：个人和企业追求收入、利润和财富不仅是正当的个体理性行为，而且是对社会有益的合理行为。这一深刻的观念革命对于突破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以此观念革命为基础，“发展是硬道理”、“效率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等口号迅速成为发自内心的社会共识和推动中国30年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的内在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