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要对资源消耗巨大或对环境有负面影响的行为收税，如征收燃油税、碳税(或类似的税，如资源保护税)，对高用电量征收额外税等。应该指出，补贴和税收是非市场化行为，所以在制度上要精心设计，防止不良影响，不能频繁调整，更不能造成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根据国际经验，这项政策主要针对企业。

    其次，政府应设立相关法律，强制某些生产、消费行为，对某些产品设定标准，强制减少碳排放等。如欧洲、加州政府对汽车尾气排放的立法就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做法，芬兰也于上周全面立法禁烟。在此方面，我国人大代表也应该有所作为。许多法律手段可以作为经济学分析的依据，不能完全靠政府来解决。从财政方面，还应加大对清洁能源、环境保护等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财政资金投入。在此方面，我们不能过多寄希望于私人企业和公益基金，要由政府主导开展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加大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方面科技研究投入，同时加强和国际间的合作，加强信息技术共享，使得人类尽快找到不可再生能源的有效替代方式。

    再次，通过有关融资约束安排来激励企业应用清洁能源或者提高能源效率，限制对生态环境有危害的项目。在上市融资、债券发行、信贷发放、投资入股方面设立约束条件，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促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将其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制度性安排。充分利用PE和创业板市场为高科技企业融资，推动IT技术、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相融合，提高企业经营效率、降低能源消耗，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提供有力支持。

    最后，在对地方政府考核上，可以尝试改变GDP目标主导原则，改变地方官任期考核机制。一方面要跨越周期，当期经济增长不能以降低未来增长为代价；另一方要充分考虑增长质量，即绿色GDP，考虑居民生活水平、生态环境保护等综合性因素。

    总的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总量、增长速度、就业存在一个权衡的关系。从历史看，粗放模式下，如当前的金砖四国，总量水平低，发展速度快，创造就业多；而当前美国、西欧比较注重环保和居民福利，但发展速度慢，失业率较高。这也显示出我国当前面临的两难选择。每一届政府，是否从长远发展方式转变考虑，市场是清楚的，我认为本届政府已做了很大的努力。

    如果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则社会能够容忍的失业率就高，就能顺利适应增长模式的转变，从这里我们能看出我国当前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