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82年的行政体制改革

　　每一次行政体制改革，所面临的环境不一样，所面临的任务也不一样。1982年，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战略决策，把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第二，国务院机构庞大臃肿。新中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曾以经济管理部门为重点，对政府机构进行过几次大的调整和精简。1959年底较大幅度地精简了机构，国务院从81个部门减为60个部门。调整后不久，机构又开始膨胀起来，到1965年恢复到了79个部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府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国务院减到32个部门。“文化大革命”以后，随着各方面工作恢复正常，机构逐步增加。到1981年，也就是这次机构改革前夕，国务院设置的机构总数高达100个，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峰。国务院机构林立，职责不清、人浮于事、运转不灵、官僚主义严重成为突出问题。第三，干部人事问题。1977年中共十一大决定，对过去审查干部工作中遗留下来的问题要进行认真处理，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工作。大批老同志在平反后回到了工作岗位，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领导职位，只能通过临时增加副职来解决。这样一来，整个干部队伍老化问题严重。并且当时，事实上形成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干部队伍没有正常的更新机制。

　　1982年开始的行政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

　　1．国务院机构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建设

　　1982年改革在机构和干部人事制度方面取得的成绩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改革了国务院领导体制。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了副总理的人数，设置了国务委员，由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和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第二，根据重叠的机构撤销、业务相近的机构合并的原则，精简了国务院机构，裁减合并了一批经济部门，大大减少了直属机构。国务院工作部门由100个减少到61个；第三，打破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干部退休制度，使一大批老干部退出了一线；第四，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四化”方针，选拔了一大批年轻的领导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各级领导班子干部的职数也基本实现了规范化的要求。但是这次改革之后，又出现了机构膨胀、人员猛增的反弹势头，到1987年底又达到72个部门并且行政费用急剧上升。

　　2．地方政府机构改革

　　1982年中央一级党政机构改革基本完成后，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随后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革。这次改革以调整领导班子为重点，同时提出精简机构、紧缩编制，实行老干部离退休制度以及加强干部的轮训工作等多项任务。改革的主要成绩是，省级领导班子职位数减少、平均年龄降低、平均文化程度提高。但在机构改革方面普遍存在“虚假精简”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省以下地方政府机构改革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进行。1982年4月，四川省广汉县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县级机构改革的试点，建立了新的县、乡管理机构。1986年7月，为配合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开展，国家体改委、劳动人事部确立了16个中等城市作为全国第一批机构改革的试点城市。

　　3．推行“市管县”体制改革

　　“市管县”体制在中国的全面兴起始于1983年。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解决城乡分割、生产重复的现状，在辽宁省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市管县”体制试点。1982年，为打破城乡间的壁垒，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中共中央发出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管县体制的通知，年末首先在江苏试点，次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试行。

　　在当时的情景下，推行市管县体制，对于密切城乡关系、加强城乡工作、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地区机构重复、行政效率低下、人员闲置问题，起到了加强管理的积极作用。发挥了中心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打破了市县之间多年的壁垒和城乡分割、工农分离的封闭式的自然经济格局，使城乡经济按照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的原则，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经济联系。另外，在一定程度上还促进了区域市场的统一。但是这次改革实践也固化了“市管县”行政体制及“市管县”财政体制，成为后来推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和“扩权强县”的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