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是注重运用各种可以运用的手段，形成合力。如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灵活的货币政策相结合，扩大内需与增加出口、利用外资相结合，增加投资与启动消费相结合，扩大经济总量与提高效益、调整结构相结合，必不可少的行政手段与各种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相结合，促进经济增长与深化各项改革相结合。三是政策搭配之间存在矛盾，减弱了合力。作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调整税收、减轻税负等，在姿态和取向上应当是统一有效的。但1998年以来，中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侧重于增发国债与增加支出，在税收方面执行的实际上是一种增税政策，对经济具有潜在的长期慢性紧缩影响，与扩大内需的目标相矛盾。
六、2004~2007年的宏观调控
1．十六大以来宏观调控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十六大以来的5年，是我国“入世”后全球化进程最快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是对外开放全面提速，货物商品、服务贸易流量和贸易盈余规模急剧扩大，在资本流出逐年递增的同时资本净流入持续增长，经济的国际化水平迅速提高。在全球化推动下，国内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进程全面提速，国民经济进入周期性上升期，创下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繁荣时间最长的纪录。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无疑会极大地增加国民财富，但也会带来能源、环境和社会方面新的矛盾和问题。对宏观调控来说，要面临更多新的矛盾和挑战，要完成新的课题和任务。
（1）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我国国内市场国际化进程加快，这时期的宏观调控面临新的外部环境和挑战。加速融入全球化，国内市场国际化进程加快，既有利于经济增长，也提出了如何实现内外平衡的宏观调控新课题。作为全球产业分工和转移的新承接地，我国既获得了巨大的产业发展的外部空间和动力，也面临着愈益增多的内外利益矛盾的严峻挑战。
（2）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加快，这时期的宏观调控面临新的发展形势。近5年，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国民生产能力和产出率大幅度提高，宏观经济运行一直处于比较宽松的供给环境之中。总体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基本保持了“高增长、低通胀”势头。但持续高增长使得能源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矛盾更为突出，宏观调控要花更多精力着力缓解“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在更为复杂的新形势下寻求统筹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解决方案。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经济增长获得巨大动力且保持持续趋势，宏观调控要按照新的目标要求来防范经济过热的风险。经济进入周期性上升期且繁荣时间延长，资源、环境和社会方面的矛盾更加突出，宏观调控面临更艰巨的可持续发展任务。
（3）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期的宏观调控面临新的体制机制和微观基础。在对外开放力量的直接推动和世贸组织各项规定的严格约束下，我国市场化向深度广度拓展，国内自由竞争格局逐步形成，新阶段宏观调控面临新的体制机制环境，宏观调控赖以存在的微观基础发生了新的变化，而新的微观基础又反过来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
2．2003年以来的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特征
2003年以来，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推动下，我国经济在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后不久，出现了煤电油运紧张、部分地区和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等“局部过热”苗头。工业和固定资产投资、外贸出口分别在15%和20%、30%以上的高增长轨道上运行。反映通货膨胀水平的消费价格指数（CPI）从2003年1月开始“由负转正”，初步走出通货紧缩阴影，2003年4月份CPI首次达到1%，经过几个月的反复后，从第3季度开始出现递增趋势，彻底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困扰。2004年开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步入两位数以上的快速增长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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