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商品标价，还不能算作一种储备货币。”葛华勇解释说，目前SDR只有IMF在计算国际储备时使用，可在各国中央银行间使用，它与美元、欧元、英磅、日元四种储备货币挂钩，也可兑换黄金。目前IMF只有200多亿SDR，数量太小。如果扩大SDR的分配和使用范围，允许其标价使用，SDR将有可能成为一种超主权国际货币。

    外汇储备不是出资多少的依据

    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入，各国政府纷纷推出了资金庞大的刺激经济发展计划。日前，德国媒体批露了一份由英国起草、涉及2万亿美元全球性财政刺激方案的G20会议公报草案。虽然英国方面随即作出回应，称德国媒体所刊登草案实为一份“数据已过时的旧文件”。但专家预计，涉及巨额资金的刺激经济计划显然是G20会议的题中应有之意。IMF总裁卡恩3月27日也在提出的几个希望峰会能取得成果的关键问题中，提到希望增加贷款资源至少达到5000亿美元。

    3月27日王岐山副总理，在英国《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表示中国愿意买入IMF发行的债券，为扩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库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但同时强调，在增资规模上，要考虑不同国家发展阶段、人均GDP水平、外汇储备资金性质和形成、积累过程以及本国经济安全对其依赖程度的巨大差别。简单以外汇储备多寡确定出资规模既不现实也是不公正的。

    葛华勇认为，危机来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应首先承担责任，不能依靠发展中国家来救发达国家，不能让人均GDP远低于危机国家的穷国去拯救富国。现在向IMF借款的冰岛、匈牙利等国，其收入、人均GDP等都比中国高。像冰岛的人均GDP是中国的十几倍。“让穷国出资借给富国，是本末倒置。而且从经济总量等多方面因素来考虑，发展中国家也没有能力来救发达国家。”

    “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多，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出于金融安全的考虑。说到底，这仍然与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各国为了保证金融安全，都相应增加了外汇储备。因为一旦出现金融危机，美国等储备货币发行国可通过发钞票来应对危机，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并非储备货币发行国，不能采取这种手段，所以只能把自己的外汇储备做大，以防范金融风险。”葛华勇指出。

    葛华勇强调，“现在支持IMF增资，应该坚持‘责任权利挂钩’的原则。现在很多人把目光盯在了日本和中国身上。去年，日本向IMF提供借款1000亿美元。但中国不能和日本相比，日本本身就是发达国家。它不但外汇储备高，而且国民的海外资产、人均GDP等也比中国高得多。我国虽有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人均外汇储备相当低。因此，在对危机的救助中应坚持力所能及的自愿原则。比如按在IMF所占份额出资，即在IMF份额占多大比例，出资时就出多大比例。”

    他认为，中国对国际社会尽义务应坚持“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原则”。对IMF临时出资是一种国际合作，但中国应对危机并不仅限于此。“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这是最主要的贡献。现在很少有发达国家能保持经济的增长。而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的稳定增长，将对世界经济起到积极作用，这是最大的贡献。”

    “目前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签署了58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一旦这些国家出现危机，就可能通过人民币支付体系来购买产品，这也是一种贡献。”

    作为政府间国际金融合作组织，IMF赋有促进国际货币金融合作、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职责，然而此轮危机中，IMF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问题。葛华勇认为，要解决IMF的资金问题，根本途径在于扩大份额。众所周知，基金组织是根据份额确定投票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