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也明确：“委托方（即医疗机构）在签订托管合同（协议）时” ，可以向受托方暂收履约（质量，下同）保证金，无论合同（协议）多少年，保证金最高限额不得超过委托方上年度药品销售总金额的10%。

　　“这是变相为某些大企业顺利实现托管做铺垫。”余凯雄分析，公立医院收取的保证金金额非常高，且在医院的招标过程中，保证金是视为竞标条件之一，在整体竞标中占比很高。也就是说，谁的保证金缴纳的越高，谁中标的几率更高，这个门槛将诸多中小企业拦在门外。

　　余凯雄指出，湖北省内开始大规模的实施药房托管则始于2012年前后，此前缴纳保证金的方式由医院和企业之间协商，有的医院收取的保证金额一度为药房上一年度营收的200%－300%，按此计算，一家县级医院收取的保证金额能高达5千万元左右，而三级以上医院的保证金能达到1亿元以上。

　　这笔资金被打到医院的账户上，由医院进行自由支配，但不需要向企业支付任何利息。“这种成本模式下，诸多资金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直接被排挤在外，另外一种可能性则是，诸多具备实力的大型企业通过这种保证金的方式，将中小企业排挤出市场后，形成垄断。”

　　湖北一家年销售额过亿元的医药配送企业的负责人李凯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其公司曾是当地一家县级医院的多年配送合作企业，与其他约30家企业一起，负责该医院的各类药品配送，其中，公司与该医院的年均合作金额达到400万元左右。但2013年11月，公司突然接到医院方面通知，要求停止配送药品。

　　“医院方面称，今后医院的药品采购将采用药房托管模式，如需继续合作，需要通过公开的招投标方式竞标。”李凯说，随后其购买了该医院的标书，“但医院设立的条件让我们傻了眼，其注册资本要求1亿元以上，保证金也被列为重要的打分项。”也就是说，当时湖北省内满足这些要求的企业仅有三四家。在这种门槛下，这些老合作伙伴都放弃了竞标。而药房托管也在某种程度上变相成为大型企业才能玩的项目。

　　据记者了解，这场关于药房托管的博弈仍在湖北省内进行，余凯雄透露，其代表协会已上交取消上述指导意见的联名信，而湖北省卫计委也联合湖北省工商局召集了部分企业代表商谈，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一致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