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倒逼上海转型开放
　　4月1日起，上海最低工资由1280元上调至1450元。官方就此所作说明着重强调了两条：这是本市1993年建立最低工资制度以来，第19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去年上调额度是160元，今年上调额度是170元。
　　此外，上海最低工资指员工“最低的到手净收入”，不包括需要从员工工资单上扣除的社保费用和公积金。多个省区的最低工资看上去与上海差距很小，但其中往往包含员工的社保和公积金，一旦扣除后，实际“净收入”就会明显缩水一截。所以，静态地看，这应是上海最低工资制度的一个亮点。
　　动态看，本市2010年最低工资增幅为17%，2011年为14%,今年为13%。已是连续三年两位数增长。这同时也说明，上海通过上调最低工资来稳定和吸引低端劳动力的代价越来越“大”，可操作空间在连年“变小”。
　　用工单位的人事主管都特苦恼，仅凭最低工资雇不到合同制员工，哪怕是最低端的制造业和最传统的服务业都如此。举个例子，本市餐饮行业，按今年开春后的行情，起点工资（净到手）至少1800元，包吃包住，外加“桌头提成”、年节费用、正常福利、正当奖金以及为员工缴纳社保基金等，雇佣一名餐馆服务员，没有3500元左右的综合雇工成本肯定搞不定。
　　此外，在最低工资之外，今年本市低端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还要增加两项刚性的雇工支出：
　　其一、外来农民工之前只参加“综合保险”，今年起必须与本市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险对接，雇工企业也得为外来农民工缴纳“四险一金”，且缴纳标准也相同。这一强制并轨举措对消除“社保不公”、维护外来农民工合法权益当然是必需的，但客观上增加了企业雇工成本。经本市有关方面测算，“四险一金”所新增的“保费成本”大体是先前“综合保险”成本的1倍左右。
　　其二、在整治劳务派遣泛滥方面，上海要在三年内规范劳务派遣，将之转为劳动合同制用工。派遣工与合同工的最大区别，一是同工不同酬，再是“同工不同险（社会保险）”，因而，列入今年“转正”计划的企业，雇工成本也得放大。此项“转正”正在推进当中。前天，在普陀区总工会见证下，全球三大零售商之一的乐购与其3万名中国职工签下首份集体劳动合同，乐购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不再使用劳务派遣工的“法条”已被写入其中。
　　最低工资受惠对象是特定的，但事实上，它与2300万上海常住人口的切身利益皆有关。别的不说，传统服务行业雇工成本的增加，就与每家每户的生活成本联系在一起。
　　若改用经济学的学理作分析，最低工资是一座城市经济结构、产业能级和劳动生产率的综合反映。劳动生产率越低，最低工资自然就低，单位GDP所含税收也低。反之亦然。所以，一旦从最低工资牵涉到税收，也就牵涉到了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福利的问题如是，一个与所有上海人有直接利益关联的话题立即变得清晰、迫切：那就是，上海必须痛下狠心加快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