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中国许多城市都进行了区划合并或调整。对此，早报记者采访部分学者，大都肯定区划调整能起到资源优化配置作用。

　　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周伟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中国大部分城市而言，区划调整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是不能盲目跟风。”

　　调整是为优化资源

　　实际上，中国城市区划调整自2000年后已初具规模。据前国家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司长戴钧良提供的数据，2001年至2003年间，国务院共计审批县以上行政区划调整变更事项130余件，其中大中城市市辖区的调整变更事项80余件。

　　区划调整真正引起广泛关注是2009年前后，此时中国部分大中城市频密发布调整公告。2009年4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上海市南汇区，将南汇区行政区域整体并入浦东新区；2010年6月，北京市中心的东城、崇文、西城、宣武四个区撤销，同时成立两个新的首都功能核心区——东城区和西城区；此后，深圳特区正式扩容，将宝安、龙岗纳入特区范围，正式步入“大特区”时代。

　　此外，包括重庆、天津、厦门、沈阳在内的一线城市相继传出区划调整的规划或成果。

　　对此，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周伟林称：“密集的区划调整确实可能成为一种趋势，并产生某种示范作用。”

　　区划调整潮流并非空穴来风，其背后动力均是为了谋求资源的合理配置。“把多个区域集中合并，就是将财政、土地、人才等发展要素统一配置管理，自然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周伟林称。

　　好处不仅于此。“调整还会带来边界整合效应，原有的行政区划边界盲区，经常会出现管理扯皮的状况，调整后将大大减少。”上海城市管理学院城市发展研究与咨询中心主任王震国认为，“此外，管理成本马上就能降低，效率也将提高。”

　　盲目跟风或吃苦头

　　尽管调整渐成趋势，但并非包治百病。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与区域规划设计所副所长张险峰一直强调，区划调整是把双刃剑，绝非万能药。

　　“如果过分扩大区划，过分扩大空间资源、土地资源，自然会增加更多人口，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养老、社区服务、外来人口管理等等是不是都能跟得上？”张险峰称，过分区划调整会给区域带来沉重的社会责任包袱，并扼杀经济活跃程度。

　　实际上，早在2003年，时任国家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司长的戴钧良就提醒地方政府，区划调整切莫跟风。

　　“行政区划调整一定要着眼全局，整体规划，通盘考虑城市市辖区的科学设置，而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调整方案要有前瞻性和全局性，使区划调整既能解决当前的突出矛盾，又能适应较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戴钧良表示。

　　“区划调整不是万能的，要具体分析环境和现实情况，但就上海此次区划调整来看，这个选择肯定是对的。”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周伟林告诉早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