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中，"为竞争而增长"一直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上海各区县政府之间的竞争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增长，进而推动了更广域乃至上海整体经济的增长。但这样的增长也带来了不少问题，比如产业趋同、重复建设等。如，上海很多中心城区的区域发展中都涉及到发展创意产业、总部经济、楼宇经济等；在长期的、跨区域的建设项目上缺乏统一的规划，黄浦江和苏州河岸线开发存在区域"各自为战"的现象。”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尹晨说，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与竞争同样重要的还有区域间的合作和协同。上海要实现区域建设的“1+1>2”效应，就要推动区域间合作和协同的长效性，而关键在于制度创新。
　　第一，合并行政区域。国内外行政区域的合并不鲜见，上海历史上行政区域的合并也屡有发生，近年更有加速趋势：2000年7月1日，黄浦区和南市区合并；2009年8月9日，浦东新区与南汇合并；2011年6月8日，黄浦区与卢湾区合并。
　　尹晨说，公共行政管理有一个“巨人政府”理论，主张通过行政区域的合并减少政府间恶性竞争，实现规模经济。美国经济学家科斯曾研究企业的规模边界。他发现，企业之间存在交易成本，但企业内部存在管理成本，所以企业的规模边界取决于两种成本的比较。同样，行政区划分也会有最优的边界问题。
　　区域合并会带来收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高琳曾对2000年上海市黄浦区和南市区合并以后的经济绩效进行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两区合并实现了“1+1>2”的结果，推动了更快的经济增长。不过，区域的合并也会带来成本的增加，包括居民差异化偏好的协调成本，管理面拓宽和管理链条拉长后的管理成本，公共服务由于垄断而可能出现的效率下降等。
　　第二，将一些长期的、跨区域的事权上交给上一级政府，如上海市的产业布局规划、黄浦江和苏州河的岸线开发规划等。
　　尹晨认为，从中国的政府布局来看，除了地方政府的横向 “块”并列以外，还有部门纵向“条”的分布。理论上，确实可以将一些长期的和跨区域的事权交由上级政府 “条”状分布的部门。但从实践来看，这样的做法存在一些问题。如在市场经济越来越完善的情况下，政府的规划或计划往往是指导性而非指令性的，如何使区县政府以及更多的经济主体接受和执行规划是需要完善配套制度来解决的。此外，政府部门的权力边界意识比较强烈。媒体报道过，曾有上海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整合资源、整体规划，打造苏州河风情旅游线”的提案，但在提案到底要交给哪个部门办理的问题上遇到了难题。旅游局、交港局和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办公室等部门都有所涉及，但都只负责其中的一部分职能，因此部门间的合作和协同也同样亟需解决。
　　第三，成立跨区域和跨部门的项目导向的综合行政机构。
　　“2003年10月30日成立的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世博局下设综合计划部、外事办公室、安保部、工程部、市场开发部、综合运营部、新闻宣传部、交通管理部、信息部、资金财务部、法律事务部和监察审计部等诸多部门，负责协调国内外各项事务，圆满完成了世博会的筹备和运转。”尹晨说，这样的“特事特办”的例子推广性终究有限。上海需要跨区域和跨部门协调的事情很多，在行政编制总体缩减的大背景下，设立更多的新的行政机构不大现实。在世博会筹办和运营期间，为把世博会办得精彩、难忘，上海很多部门和区域积极主动承担责任，打开了不少职能纠缠的死结，消除了不少“边界真空”。在“后世博”时期，如何用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使“团结、合作，打大仗”的“世博”精神延续，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四，发展多元化的跨区域社会网络，动员和利用更多的主体和形式解决跨区域的合作和协同问题。
　　尹晨解释，这样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