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一定水平，那么，经济就不应该出现硬着陆或衰退。
　　广义流动性实际上是观察经济波动的一个角度，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是广义流动性维持较高水平的基础，当中国的广义流动性出现障碍的时候，或许就应该担心经济衰退了。
　　思考之三：没有财政危机就不会有金融危机不少人对地方融资平台的规模忧心忡忡，认为将导致银行坏账率水平的大幅上升，或引发中国的金融危机。但地方融资平台的负债，主要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其实质是财政问题而非金融问题。据官方统计，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在10万亿左右，如果这一数据可靠的话，那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合计的债务负担率在40%左右，相比目前发达国家的债务水平并不算高，如美国超过100%，日本超过230%。
　　而仅仅看债务水平是不够的，更应该看债务结构和偿债能力，如日本政府的负债率虽然高，但外债所占比重很低，其净外债是负的（与对外净债权相比）；从偿债能力看，经济增速快的国家比增速慢的国家要强。中国不仅债务负担率不高，而且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即便增速回落至7%-8%的水平，增速也远高于发达经济体，在财政收入已达10万亿的水平下，偿债能力也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此外，从各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看，中国政府所拥有的“权益”也是远远超过其他经济体的，不仅拥有大量的土地、矿产、森林等资源，而且有一大批国有企业。比如，至2011年底，仅央企和四大行的净资产就达14.8万亿。故政府在减轻债务负担的办法其实很多，如减持国有股份、出让土地使用权、开征新的税种等。例如，目前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电力、电信等行业，或参与国有企业的重组，本身也属于减持国有股份的举措。
　　从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看，中国出现财政危机的可能性不大，故银行的坏账率大幅上升的可能性也比较小，投资增速维持在两位数应该有把握，信贷规模增长也不会太低。简言之，中国不会出现财政危机，也就不会有金融危机。
　　思考之四：未来之“狼”可能会在哪里出没？
　　尽管中国经济中短期无忧，但从长期看，危机还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有些结构性问题的出现过早，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例如，大家通常说的未富先老现象，就是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已经显现，但养老金制度还不完善，规模太小，国家和企业在养老支出方面欠债太多。而更严峻的现象，则是居民收入和财富的贫富悬殊问题。国家统计局自2005年起就没有再公布基尼系数，而最后一次公布是0.465，那么，当基尼系数超过0.5或0.6的时候，贫富悬殊问题就可能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了。
　　尽管2009年以来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快于中高收入群体，这主要与低端劳动力的短缺有关，但仅仅靠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来缩小贫富差距是有限的。要根本缩小收入差距，还要靠对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进行彻底改革。如最低薪酬标准的提高、失业救济和福利保障、税收制度改革（如个税从代征代缴到以家庭为征收对象、征收暴利税、房产税、遗产税等），以及加强对不合法收入的惩处，等等。
　　尽管有关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推进已经呼吁很久了，但推进一直很缓慢，，主要问题或有两个：一是改革方案的设计不够系统而全面；二是改革推进的步伐非常迟缓。原因也不外乎有两方面：一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涉及不同利益群体；二是改革会涉及管理架构的变化，会付出一定的成本。收入差距的悬殊如果迟迟不能缓解，那么最终影响的就是社会秩序的稳定，从而有诱发经济危机的可能。
　　如果说未来危及经济的“第一只狼”是贫富悬殊问题，那么“第二只狼”或许就是未来的政府债务。虽然如前所说，目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政府的债务负担率还是可承受的，但如果政府职能长期得不到转换，将来债务水平的提升速度将非常惊人。
　　为何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