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以股权保障建筑民资的安全堡垒。
　　上周五（5月25日），有媒体发表了一篇《再拜发改委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启动》的报道。这篇报道所描述的各地负责经济发展的官员排队拜会国家发改委申报项目、争抢投资，以及国家发改委诸职能部门及其官员加快项目审批和资金下达的繁忙景象，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许多媒体在转载该报道时，干脆就把文中一个未见姓名的经济学者的一句话放进了标题，曰：“新刺激计划比4万亿火”。
　　国家发改委掌控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这个不争的事实，是地方官员“跑部钱进”的根据所在。但是，国家发改委的工作常态是个什么样子，却并为多数人所知。因此，如上述媒体报道描述的那番繁忙景象，究竟是国家发改委的工作常态，还是一反常态的特殊表现，人们自然可以为之打上一个问号。问题还在于，即使国家发改委的工作状态超常，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其忙于一个新的经济刺激计划，且这个计划还要“火于4万亿”，其实也同样可以为之打上问号。
　　不过，媒体由地方官员加快“跑部钱进”的步伐，国家发改委加快项目审批和资金下拨而联想到新的经济刺激计划，倒也并非“无中生有”。实际上，进入今年，尤其是最近两月，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下行趋势明显，增长乏力，景气黯淡。此时此刻，人们把眼光锁定在掌控着国家经济发展“命门”的机构，看看这些机构如何思考、如何行动，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不论国家发改委的繁忙景象是常态还是超常态，其“稳增长”的努力是否会在实际上导致一个新的经济刺激计划的产生，也的确值得人们关注。
　　经济下行的压力，让人们的神经变得脆弱。但是，事实上，经济结构的调整，却往往是在经济增长由高速至相对较低速的下行区间内才能得以实施。经济增长由超高速降至较高速的区间，市场上紧绷的关系才有可能松弛下来并“脱钩”、“解扣”，结构性的腾挪、组合才能进行并趋于合理。道理虽然如此，可是经济运行从来就不“单纯”。在当代，尤其是在中国，经济运行状况与官员的政绩息息相关，经济运行周期影响着相关官员的仕途。因此，可能没有官员喜欢把自己的任期对应上经济下行的周期。
　　以“调整”换“速度”，以“结构”换“增长”，这是扭曲结构下的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必付代价。这种“置换”拖延的时间越长，整个经济最终为之所付的代价就越大。这个道理，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常识。惟其如此，“十二五”规划才把未来几年中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调至7%。7%的经济增长，于今日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来说，也实在是一个不低的速度。
　　但是，现实中，习惯于高增长的人们，不要说7%，就是8%已经足以使其产生恐慌感了。上周传出的各地发布的GDP数据总和大于国家统计局的全国GDP统计数字的消息，即可佐证这种恐慌感。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这里所谓“恐慌感”，可能并非来自经济界，而是来自相关官员。在现时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中，也只有官员的“感觉”，可以成为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这，也许就是所谓“新的经济刺激计划”所为何来。
　　经济步入下行区间，市场信心下滑是正常的市场现象。但是，如果担心经济下行就此一滑到底，那么，这即使不算是对中国经济几十年增长路径和质量的误读，也足以说明调整这种结构的刻不容缓性。
　　海通证券（600837）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资料图）编者按：这次经济下滑，有经济学家认为硬着陆难以避免，甚至预言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次狼是否真的来了？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为华尔街日报（博客，微博）中文网撰写专栏文章称，由投资主导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进展不明显，法制环境、市场化程度和社会监督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而从目前看，要解决这些问题似乎还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