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大变革之下，如何界定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成具有双赢、多赢效应的管理模式，是中国及世界各国在追求发展、构建和谐过程中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作为新时期中央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战略，胡锦涛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正式提出了“社会建设”这一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浦东从开发开放伊始，就提出了“浦东开发不是单纯的经济项目的开发和土地开发，而是功能的开发、社会的开发，是社会的全面进步”的战略定位，正是这一点，使浦东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典案例，“浦东模式”由此成为众多省市和学者们探究的热点。

    为迎接浦东开发开放20周年，上海社科院与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合作完成了一套7册《浦东之路》丛书。早报通过与丛书作者的深入对话与内容摘编，试图梳理出20年来浦东在社会建设方面的路径与未来战略。

    “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政治、经济、社会等发展状况必然要求不同的政府职能与之相适应，不同的政府职能在客观上也要求有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设置与之匹配。同时，合适的行政管理体制是积极发挥政府职能的必要手段，可以帮助政府更好地实现其职能，政府职能的实现又可以对政治、经济、社会等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和支持作用。”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苏宁如是说。

    记者走访上海社科院多位经济学者后发现：学者们普遍认为，浦东过去20年的开发开放，之所以政府的不少制度改革与职能创新能够引领风尚之先，不如说是浦东不断加快的社会建设和社会自身成长中的“增量”新元素在“倒逼”政府作出创新之举。

    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

    外人看浦东的社会建设，总会自然而然地提到“政社合作”，并一度将其概括为“浦东模式”。

    上海社科院陶希东副研究员说：“浦东政社合作伙伴模式的总体特征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和谐共生。”

    政府主导有当时特殊的背景。开发开放初期，根据浦东低度城市化、公共服务严重短缺、空间差异巨大的实际情况，由政府出面加大投资，动用各种资源，承担起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主体的角色，直接从事社会事业发展的规划与建设，快速扩大公共服务资源的数量，竭尽全力满足因人口急剧增加带来的公共服务需求。

    “在当时，这完全符合新区发展的实践需要。”陶希东并不否认当时政府的“主角”地位，“但随着转变政府职能的不断深化，浦东开始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并把更适合于社会组织提供和运作的公共服务职能转让给社会组织来承担，通过构建新型的政社关系和政社互动平台，让社会组织直接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实践，甚至在公共交通、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和委托管理等制度安排，进行市场运作。”

    回头看，浦东政府的这一理念于全国而言是先进的，陶希东考察过许多城市，他不讳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国内大多城市的决策者普遍认为，一个城市的发展首先应强调经济的增长，其次才是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先经济、后社会’成为许多城市发展的主要战略选择。”

    但事实上，城市规划建设的实践表明，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应该同步规划、同步建设，社会事业并不仅仅依赖公共财政运转的部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和拉动因素。

    只能说，社会建设领域“浦东模式”的形成，还得益于这座新城区全面开发开放之初，其开发者和决策者已经对新区经济增长与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有了科学的认识。

    社会增量倒逼政府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