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政府工作报告、十二五规划引起的热议相比，本次两会对财政预算报告的讨论，稍显冷清。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财权是监督重镇，作为国家账本的财政预算报告，有理由被“重点关照”。

　　和往年相比，今年提交人大审议的这份国家账本，有多少改进？是否有更多公众关心的敏感问题，置于人大权力的监督之下？在“财政公开”日渐成为公众的强烈期待后，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人大能做什么？做了什么？

　　由几页薄纸到厚厚一本

　　3月5日，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的开幕式上，由财政部提交的财政预算报告，以不宣读的方式，提交人大代表审议。

　　杨慧珠已连续三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履职13年，她切身感受到了财政预算报告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变化。

　　杨慧珠在1998年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其时，财政预算报告并不提供给所有人大代表，而只在代表团团长手里有几份，谁想看，可以查，后来变成在会议室的桌子上摆几份，最后才改成每个代表人手一份。一开始只有几页纸，人民日报两个版就登下了。现在有厚厚的一小本，50多页。

　　预算报告的内容也较以前充实。

　　以2003年的报告和本次人大会议的报告为例，对比教育支出一项，8年前的财报只以“保障教育、科技等重点支出”一句话带过，没有公布具体的预算数，更无法知道教育支出在整个财政蛋糕中的比例。今年的财报中，明确给出2011年教育支出的具体数字是14262.91亿，还给出了与去年相比的变化幅度和占整个预算支出的比例。

　　“确实有了很大变化。”杨慧珠说。

　　即便如此，很多“懂行”的代表依旧对财报的公开程度有更高的期待。

　　“粗略翻一下，跟去年的披露状况，变化不大。”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教授蒋洪在看了财政报告后认为，“看了今年的预算报告，我很难评判政府的财政收支是否合理。以教育为例，虽然报告显示支出有一个较明显的增幅，但是我们不知道这笔增长的钱放到了哪里，是教师工资还是其他项目。所以我希望第一步，把账本更为明晰地告诉大家。”

　　“三公”费用今年零增长

　　2008年年初，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曾向全国人大提交了一份6万余字的财政预算体制改革的研究报告，报告直指目前财政预算中的一些“隐蔽”问题。

　　就周天勇的研究，一些关键性的数据，在目前的政府财政报告中没有得到体现，比如数目巨大的政府预算外收入和支出、“三公”消费以及政府的隐性债务等。

　　而这些隐蔽的领域，恰是最易产生腐败的温床。

　　以预算外收入和支出为例。据周天勇介绍，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不让政府部门办企业后，收费罚款盛行。政府的预算内收入和实际收入完全是两个概念。地方政府实际的收入要远大于交给各级人大审议的预算内收入。主要包括收费、罚没、土地出让金、探矿权和矿产开采权拍卖出让、社保费、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彩票发行等方面的收入。

　　另一个代表和公众普遍关心，而目前被置于人大监督之外的财政暗箱，是政府支出中，用于公务及行政性事业单位支出比例。周天勇曾对2003年的相关数据研究认为，我国的财政开支中，用于政府“三公”（公招、公车、公出）的比例过高。

　　而这些关键的数据，目前仍缺席每年提交人大审议并向公众公开的财政预算报告。

　　不过，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天勇欣喜地注意到温家宝总理明确提及，今年“三公”费用将“零增长”。

　　会期与专业性的制约

　　针对周天勇的关切，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一些公众希望看到的内容，在预算报告中没有得到体现，是因为老百姓关注的，和目前我们的收支统计体系不匹配，“三公”消费不是一个财务概念，这需要整个财政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