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过程中，上海应该如何“先行先试”？尤其在产业转移这一块，会不会对上海带来挑战？

    王新奎：现在上海面临着三个大的转型。一个是城市功能的转型，大概是从过去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格局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格局；第二个，城市定位的转型，从过去的低端服务业、低端制造业转向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第三个，城市发展理念要转变，发展政策要关注人，关注城市本身，才能有可持续的发展，所以我想“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有很多内涵在里面。

    今后的上海要重点发展的八大行业如核电行业、造船、汽车，是上海原来就具有工业基础的，放弃不合理，还有就是装备技术、高新技术产业包括飞机、IT。

    转移的主要是大量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制造业，实际上过去十多年中已经有很大规模的转移了，大部分企业把总部、设计留在上海，生产环节转移出去，有的转移到沿海其他地方，有的转移到中西部，这也是今后的一个必然趋势。

    从服务业上来讲，中央要求上海率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出台了“19号文件”，上海市政府针对“19号文件”又制定了相关的文件，里面有80多条计划，一项一项在落实，比如说近期的股指期货、外资企业的A股市场上市，人民币的贸易结算等等。

    但上海向发展现代服务业转型牵扯的问题太多，转型还需要时间。

    《21世纪》：主要问题在哪里呢？

    王新奎：现在，从长三角到中西部还在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第二阶段是制造业的发展，下一个阶段才带动服务业发展，这需要一个过程。

    目前包括整个法律、法规制度，特别是税制和会计制度都是按照发展制造业的需要，适应货物贸易的需要建立起来的，现代服务业要发展必须要突破这些旧的制度空间，但突破起来也很困难。

    中央现在要求上海“先行先试”，也给了很多支持，但是现在这个阶段还有很多政策在进行“先行先试”很困难，制度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例如税制都不可能太特殊，这是一个大的瓶颈问题，这些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上海的转型。

    例如，营业税在服务业是重复征收的，都去搞小而全，大而全，而不去搞分工，因为分工是要征两次税，是不是要引进服务业的增值税？还有所得税的政策，例如一个高新技术企业没有什么固定资产投资，没有什么折旧，绝大多数都表现为利润，而工资很高，因为人力资本很高，还要征收个人所得税，这么一征两征，高新技术就发展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