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上海市统计报告用“罕见下滑”一词来形容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下降12.7%。第二天，即3月25日，传出国务院审阅和原则通过了 《关于推进上海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的消息。两则看似偶然连接在一起的经济新闻，却反映出上海产业转型的强烈信号。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样的转型更加引人注目。

　　近代以来，长三角就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区域。上海曾是远东金融中心，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港也替代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万国码头”繁荣一时。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外向度不断提升，中国在世界生产体系分工中的位置越发重要，一个世界级的贸易大国和制造业大国应该有自己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上海“两个中心”的“打造”，实则是市场力量作用下自然而然的结果。

　　无论是上海的先进制造业，还是江浙的普通工业，长三角庞大的工业体系和产能，客观上需要相应的金融服务和航运服务。一旦上海港中心地位确立，不仅可以终止港口纷争，形成长三角完整的江海运转体系，而且，在与亚太地区的釜山、神户、香港和新加坡等港口竞争中，上海将占据全球贸易中转中心的地位。如果能够通过金融创新，开发各类金融产品、金融市场以及新的金融交易机制，上海将不仅成为长三角区域内的结算中心，也将成为实力雄厚的江浙资本的集散地和神经中枢。可以肯定，“两个中心”的建立必将使上海这个长三角的龙头昂扬起来。

　　上海“两个中心”的建设，也是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3月23日，也就是“G20峰会”召开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 《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两天后，国务院原则通过上海“两个中心”的意见，这样的时间安排意味深长。世界级金融中心的形成与一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分不开。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如何在使用别国货币进行交易和结算中保护本国利益，如何在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高企的情况下化解外币壅塞风险，这是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上海金融中心的建立，对减少美元依赖、畅通货币流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均有深远意义。

　　《意见》同时批复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两个中心，也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历史发展证明，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是相伴而生的，金融中心发展源于航运，航运中心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世界著名的五大国际航运中心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和香港同时也都是著名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业为金融服务中心获取更好的发展空间，金融业借助航运中心可以深化金融产品的开发。我们也注意到，两个中心的交融发展已有实质性动作：浦东新区向南汇方向扩展，把陆家嘴金融区和洋山港、浦东国际机场捏合成一个新的管理区，从而在行政区划上为“两个中心”的建设提供了保障。

　　其实，“两个中心”的建设，最重要的是在“软件”方面。国际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一向看重有效的合约和公正的法律仲裁，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上海或者至少是浦东新区，应当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只要无涉国家主权，必须向国际通行的法律和行政制度靠拢，在“软件”建设上来一次强行接轨。浦东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改革实验区，只要敢于“先行先试”，制度创新的空间有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