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合作社文化，内容丰富，影响广泛，弘扬合作社文化精髓，对促进我国农村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发展我国合作社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供销合作社迎来了事业发展的春天。1952年底，在政府指导下，全国按照合作社原则兴办的供销合作社已达32000多个，社员1亿3千多万人（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0%以上，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重要舞台。人们把当时的基层供销合作社称作“公共汽车”，因为除了农副产品推销和日常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供应外，基层供销合作社还承担着新华书店、邮局、文化娱乐用品、药品供应乃至婚丧嫁娶服务等职能。至于广泛实行的社员自愿入股，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制度，更是开启了广大农村民主思想启蒙和民主管理实践的先河。
　　1968年冬，笔者从北京到山西雁北插队，所在的尚希庄供销合作社分销店，仍然保留着上世纪50年代初“公共汽车”的淳朴作风。不到60平方米的店铺内，日用百货、服装鞋帽、油盐酱醋、图书文具应有尽有。精干实诚的分销店职工老张，经常骑着自行车或步行去公社供销合作社进货，进回来的商品往往只有一两件。老张说，这是一些社员点名要的货。1969年的春节，是我第一次在农村过年。节前数日，老乡们就开始忙活开了：扫屋舍、写春联、贴窗花、供祖先、垒火龙、准备年夜饭。除夕那天，人们都换上了新衣服，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花花绿绿簇新一片，让人顿感满目鲜亮。大年初一晚饭后，人们随着秧歌队涌向管区的大戏台。这个平时灰头土脸的村级古迹，经过张灯结彩的打扮，一下子显得富丽堂皇起来。我们队的添财和其他几个青年，手里拿着二胡、鼓板等乐器，神气地端坐台上一角。尽管演出的水平不算高，但观众兴致高涨。事后村支书老李告诉我，“从社员花花绿绿的过年服装，到演出的乐器、道具，都是由供销合作社张罗购买或租赁的，供销合作社在咱农村的作用大着哩！”
　　1992年初，笔者就任商业部供销合作管理司副司长，曾与当时任上海市供销合作社副主任的唐兆琪一起，对上海市奉贤县的供销合作社村级综合服务站进行调研。当时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农村生产力水平虽有提高，个体工商户也有发展，但农村社会服务组织弱化，基层供销合作社下伸大村的综合服务站便应运而生。我们所到的几家综合服务站，除传统的全门类购销业务外，还办有阅览室、棋牌室、评弹书屋、庄稼医院和托儿所，有的还增加了餐具租赁业务，被誉为“社员之家”。和上世纪60年代的基层供销合作社相比，真是鸟枪换炮了。兆其同志告诉我，“这些综合服务站多是以分销店为基础建立的。有为才有位。由于供销合作社成为政府联系农民的主要基地，市政府决定郊县国营商业和国营粮食的业务，均委托供销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川沙县（现在的浦东新区）政府还决定，由县联社统筹开发全县的地产呢！原因就在于供销合作社是县域经济的综合服务中心。
　　1995年，中央决定恢复全国总社领导机构，至今已经17年。这是建国后总社作为独立机构存在的最长时期，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供销合作社领办的专业合作社异军突起，使中国合作社运动有了新的增长点。但是从深层次看，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个突出问题，即如何把合作社建设成与社员紧密相连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基层供销合作社领办专业合作社大有可为，但不能用专业合作社代替基层供销合作社。因为只有传统的基层供销合作社才能坚持为农业、农村、农民提供综合服务。这也是弘扬合作社文化的要求。合作社文化植根于丰厚的中华民间文化，同时具有现代化文化气息，除娱乐性文化外，还包括饮食文化、科技文化、阅读文化、民主文化、管理文化以及健康文化和网络文化。在新形势下，要加强合作社文化建设，首先必须在壮大基层供销合作社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