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承诺到家”、“关爱到家”、“积极到家”为价值观的家乐福，最近提出了“和谐到家”的新口号。2012年6月26日，家乐福在北京举行“和谐日”活动，一个重要环节是：成立北京家乐福党总支、团委。
　　在华外企的党建工作至少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北京家乐福算是赶了个晚集。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北京市投资促进局党委所属外资企业，已经建立了111个外资企业党组织，覆盖面100%，规模以上的外资企业，都已成立了独立的党组织。
　　但作为世界知名的大型外资零售企业，家乐福成立党团组织，被舆论视为外企日益本地化的风向标。近年来，越来越多在华外企建立工会和党团组织。
　　另一方面，外企党建设工作也被日益重视。新近“出炉”的十八大代表名单，出现了外企党支书的身影。诺基亚西门子通信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人事总监成莉当选上海市的十八大代表。外企党员参加全国党代会，这是破天荒的头一回。
　　自上世纪80年代外企重新进入中国开始，由于意识形态和企业文化的差异，外企对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环境的适应显非易事。中西方不同的企业和政治文化，经历了怎样的磨合过程？
　　曾经吃了不少闭门羹按照家乐福相关负责人的说法：自1995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家乐福逐步了解到，建立党团组织、开展党团建工作对提升家乐福的企业文化、密切员工关系、推动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有了党团组织，“家乐福将更好地搭建和谐发展平台，促进企业的平稳健康发展”。
　　相对于国企齐备的基层党组织，外企的党组织要薄弱得多。2010年，商务部一项涉及16.5万多家外企的调研表明，只有1.4万多家外企建立了党组织；16.5万多家外企在岗雇员总数将近1100万人，其中党员35万人。
　　外企陆续设立独立的党支部，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1990年第一家入驻上海浦东新区的世界500强企业杜邦，在上海外企中最早成立了党组织。由于当时中国还不允许外商独资，中方派出的管理人员在进驻合资公司的同时，党委也随即成立。
　　双方意识形态的鸿沟不言自明。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师唐睿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很多外企按照在本国的理解，认为政党就是一个竞选组织，于是不准政党类组织或者竞选类组织在企业内活动，害怕影响企业。他们觉得政治组织是另一种利益组织，而企业是创造利益的组织，二者不搭调。”
　　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市外企党建工作刚开始时，主管部门的党委工作人员拜访外资企业管理者，常要提前半个月或一个月约定日期。到了约见日，往往还要坐冷板凳等上大半天，甚至吃闭门羹。见面时，外方听说要在企业成立党组织，常十分不解。一个美国老板甚至提出：我们现在有三位共和党员，可不可以也申请成立“共和党支部”？
　　广东南油外服党委副书记柯榕林还记得，1997年，有个员工去外企面试，各方面表现都不错，最后外国老板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他犹豫了半天说“是”，结果被刷下来了。
　　新世纪以来，随着外企在华持续扩张，隐形党员急剧增多。但中国对外企“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成见，十六大后才被完全打破。十六大修改的党章首次对非公企业党建作出明确定位。2005年，中组部下达有关非公企业党建的五年全覆盖规划。
　　2005年前后，一场地毯式寻找“隐形党员”的行动在上海密集展开。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办在大楼里粘贴告示，逐栋逐层挨个找，也吃了不少闭门羹。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办主任吴爱静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有一次，她到了一家美国IT企业查访，结果进不了门，保安非让她说出要找谁。没办法，吴去找大楼物业打听，这家公司缴物业费的人叫什么，最终才进了门。
　　党支部“法宝”：为员工服务曾当过一个国有银行某支行副行长的董述寅，2005年加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