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会副会长赵白鸽称，加拿大红会因输血问题导致2万人感染艾滋病，相比之下，“郭美美事件”这样没有根据的故事没什么好担心的。赵白鸽表示，最大的挑战是社会和公众对红会的要求不断提高，这是过去没有的。（1月10日《中国经济周刊》）
　　说红会的最大挑战是公众，我看赵女士是没看清问题的实质，换句话说，这其实是在自欺欺人和推卸责任，红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我们不难知道，就是红会自己，而非别人。
　　首先，就算红会的确是被“郭美美事件”所“冤枉”，可以暂且不提，但比如上海卢湾区红会“天价餐事件”，一开始是卢湾方面否认有这种“坏事”，后来上海政府的处理，又印证有这件坏事，红会秘书长王汝鹏也表示要加强监管“让坏事变好事”，从这一过程就可看出，是红会自己先有问题，公众才“挑战”的，但这算是什么挑战呢，至多是一种监督而已。
　　还有，自“郭美美事件”后，红会也在努力，如终于着手建立捐赠信息发布平台，可看作是信息公开的第一步，但在11年7月份启动的平台中，细心的网友发现，有搞错日期的，在玉树地震前半个月，一些明星的捐款就已经到位；有不少1毛、1分的捐款；李连杰仅在玉树地震的捐款就超200万，但记录里变成总共区区几百元；成龙捐1毛；50英镑变成50元……这结问题都是红会本身工作不到位造成的，亦非公众挑战出来的，要知道民国的慈善账本可比这详细规整多了，如今的工作不如几十上百年前的民国，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再者，赵女士说红会治理问题是全球性问题，即便是如此，也不能单纯拿来类比，毕竟一个组织要想发展得好，就应该和人学习好的方面；赵女士所举的加拿大红会的例子，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至今已近30年，跨度接近国际红十字会历史的五分之一，而我国红会历史也有100多年，时间并不短。要比较，也应该横向比较，以国外红会近年的表现为参考才是。
　　另外，赵女士说红会改革还包括的四个方面，大体上都是公关、沟通，第一是和政府等方面的公关，第三是和媒体沟通，最后才是和公民沟通。既然公众是最大的挑战，为何和公民的沟通反而排在最后，难道仅是“排名不分先后”吗？其实未必，在我看来，在赵女士的眼里，政府部门和媒体才是最重要的，但红会是一个面向社会的组织，首先应该对公众负责，如果你们做好了，还担心媒体乱报道吗？媒体也是秉着客观、公正的立场来如实报道，不会刻意抹黑你；而政府方面，只要你红会守规矩，也不会找你麻烦。因而，红会在沟通方面也是本末倒置，把红会面临的问题归咎于别人，当然也没看清问题的实质。
　　其实，公众对红会的要求并不高，只要红会恪守红会应有的精神和规则，合理的使用善款，做好信息公开，那么，公众也就不会来挑战了，而事实上，这些要求都是红会所基本该做的。所以，红会的最大挑战就是自己，而非公众，要找回公信力，还是先承认、看清自身的问题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