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导致慈善渠道的堵塞甚或链条的中断。其次,在善款募集和信息公开等执行层面,应有认真履责防止走样的严谨态度,“湖南长沙县扣教师工资做善款”以及西安、南京、长春等地的小学生“被自愿”加入红十字会,虽然各方解释不一,但官办慈善机构在公众意识中无疑已成“恶”相;而红会捐赠信息平台上线本应是化解郭美美事件负面影响的绝好机会,却在数据错误、时间错误、使用情况过简、督察费用过高、搜索显示太少的一片质疑声落入更加尴尬的局面。
　　中国慈善事业目前困境的破题希冀,着眼点应在民间慈善。鼓励民间慈善组织发展壮大和政府的角色转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基金会“公募”和“非公募”双轨制,原始基金、主管单位之类登记门槛,税收减免政策的不完备,都是显见的体制障碍,被看作是计划经济时代固化思维的后遗症。只有果断抛弃“全能”和“包办”意识,总结汲取市场经济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才能真正为民间慈善敞开大门,使之成为发挥“社会保障体系补充作用”的生力军。对民间慈善机构而言,重视“内因”作用,规范运作、提升能力、主动接受各方监督,尤其是避免陷入“半官方”的惯性期待,始终保持独立性,应是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令人欣慰的是,如前所述,这一年深圳壹基金出现,东莞对公益慈善组织实行“达不到登记标准可先备案”探索,舆论一片叫好,破冰意义鲜明,改革开发的发源地广东又一次担负起慈善先行者责任。这是2011的慈善进步,更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