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集聚、加快科技经济的融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落地为张江园区提升了创新服务新能级。以强大的原始创新力为支撑，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加快创新资源的互通，形成创新服务的品牌模式。三是外资创投管理的简化，将为科创中心加快离岸创新的探索打开新格局。通过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完善外资创投机构管理制度，简化管理流程，鼓励外资开展创业投资业务，形成更加广泛的创新格局，积极响应“引进来、走出去”。四是完善普惠税制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添了新动能。通过普惠税制的体制机制完善，有利于营造更加宽松的创业氛围，降低创新创业的风险，提振社会大众创业的热情和信心。五是探索股权托管交易市场为多层次资本市场提供了孵化器。积极发挥科创板的作用，为科技型、创新型企业提供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募投管退的便捷通道。

　　解决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的“卡脖子”瓶颈

　　业内人士表示，长期以来，外资企业对我方的技术溢出，以及在合资企业中我方对技术的掌控程度，都非常薄弱，可以说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上海本土企业基本没有话语权。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目前，上海全市高新产业的自主知识产权拥有率不足30%，制造业普遍存在核心技术缺失问题，核心技术、关键材料、关键零配件都严重依赖进口，已成为上海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培育的“卡脖子”问题。

　　3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实施一批攻克关键共性技术、解决“卡脖子”瓶颈的重大战略项目，持续释放改革红利。

　　而对于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卡脖子”瓶颈，杜德斌教授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主要解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如何发展的问题，前者在于体制问题，后者在于土壤问题。”

　　杜德斌进一步解释道：“在体制层面，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创新的市场主导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优先区域、政策支持、协同创新、科技金融、研发与转化五位一体的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尚待提高。”

　　“在土壤方面，上海虽然是我国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但这种开放更多的是对国际市场开放，对国内的开放特别是对底层社会的开放度和包容度略显不足。弄堂文化和白领文化、小资情调交织形成了一种相对保守、安于现状的文化形态，在这种背景下上海缺乏富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杜德斌说。

　　据了解，上海将深入开展六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一是着力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减少政府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行政干预。二是构建市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技术产权交易、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的高效机制。三是完善激励创新的收益分配机制，建立尊重知识、尊重创新、让创新主体获益的股权激励、收益分配等制度。四是健全企业主体的创新投入机制，发挥金融财税政策对科技创新投入的放大作用。五是建立积极灵活的创新人才发展制度，形成集聚人才、培养人才的长效机制。六是构建跨境融合的开放合作新机制，营造更加适应于创新要素跨境流动的便利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