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投公司董事长、财政部原常务副部长楼继伟的说法，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既定目标是，“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进一步规范和拓宽税基，合理调整税率和级距，适当降低工薪所得税负水平。同时，建立起一套科学高效的征管体系。”

　　从征收模式上说，目前国际上存在着三种主要形式：分类征收，综合征收，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征收。而中国之所以选择最后一种，源自中国特有的国情。

　　在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一般为30%~50%，发展中国家也达到8%~12%。而在中国，个税近年来飞速增长，但至今仍然仅占税收总收入的7%左右。

　　理论上讲，个人所得税具有筹集财政收入和对收入分配状况进行调节两大功能，而过低的比重使得个税的后一个功能在中国难以发挥。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家庭的赡养人口支出、教育支出、保险支出、住房支出等，都被列入了个人所得税的税前扣除之列。

　　“同样是月收入5000元，但有些人是单身，有些人则要养家糊口，上有老下有小，这差距就大了。”安体富教授说。而在中国，由于征管水平的限制，事实上的税基不透明，缺少一个很好的纳税人收入管理系统，工薪阶层由于收入单一、实行代扣代缴方便，成了实际上最主要的纳税人。

　　安体富指出，中国应该实行真正的储蓄实名制，加强对现金的管理，同时将银行、各种金融机构间实现联网。“一旦这样，个人收入就可以明白知晓，高收入阶层所得税恐怕就会翻番往上涨了，而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功能也将会真正得到发挥。”

　　初次分配改革：根本的解决之道

　　然而对个税起征点再度调高，亦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目前消费率过低、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

　　杨志勇举例说，高收入者毕竟是少数人群，消费倾向会边际递减，消费率不高；而更多人的收入偏低，不可能带来更多消费，同时，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也制约了社会消费意愿和能力。

　　宏观经济学家袁钢明也认为，个税的调整和改革，实际上是第二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应该是进一步推进初次分配的合理性。

　　他指出，西方国家，职工收入占企业收入比重普遍达到60%以上，而目前中国企业中职工收入所占比重过低，多数企业在40%左右，有些企业甚至仅有20%。“初次分配就不合理，二次分配中个税的调节作用显然会大打折扣。”袁钢明说。

　　刘尚希则提出，提高消费率，要从改善收入分配入手，提高新的“两个比重”（即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这可以通过加大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力度、完善税制结构等手段来实现。

　　同时，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通过扩大公共服务来扩增公共消费，比如就业培训、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低保、失业救济和养老保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