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出台，人们期待已久。制度改革是一种公共行动，原本不会有共识。但见近期多种论坛上关心土地制度改革的人士密集发声，却表达了十分不同的意见。在我们这样一个政治专业化程度并不很高的国度，太多的人愿意“上奏”，试图以一己之言影响国家政策。同样地，在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似乎谁都能找到雄辩事实，支持自己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观点。究竟怎么改革，在意见纷扰的当下，究竟会出台什么样的土地制度改革具体方案，笔者不免心下惴惴。

　　一眼迷离

　　不赞成土地制度改革者不乏其人。甚至有朋友希望干脆退回到人民公社时代。我在调研中也捕捉到种种不支持改革的“证据”。

　　若干年前，我在某农业主产区调查，如只作简单问答，就知道多数农民不赞成“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个中央既定政策。问农民为什么，农民通常说，耕地是公地，当然要不断依据人口的变化而重新平均分配。多数农民很难去主动思考“公地”存在的合理性问题。但如果你与农民仔细讨论不断根据人口变化而平均分配土地的弊端，农民会给你说得很清楚。可惜没有多少人会与你耐心讨论问题。

　　西部某地曾经因统筹城乡发展试点工作比较深入，而很受关注。那里的一个做法，是较早落实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关于农村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的改革意见，花费了巨大行政资源，划定到户土地的四至，给农民颁发了土地证书。我欣喜前往，结果却有意外发现。一位主要村干部先是说村里如何落实了改革政策，把土地划分到了农户家里。这很令人鼓舞，因为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由此得到稳固。些微的疑虑使笔者多问了几个问题，结果却问出了意外。干部说他们新近又调整了土地！这怎么行？这样做如何让农民取信于改革？又问干部为什么，他说土地是公有的，应该人人有份；人口变化了，就应该重新分配！如果你想问他，这样一种按身份分配土地的做法有多大的深层次弊端，他不是不知道，但他不认为那是他能顾得了的事情。

　　一些朋友以为现行土地制度最大的好处是推动了中国城市化的步伐。他们往往大赞“土地财政”的好处。但这种以高房价支撑的土地财政，却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路径，其种种恶果，一是产生了城市型国家（或地区）之外全世界最高的平均房价，以致形成农村转移人口进城的最大门槛；二是高房价有了显著的财富转移功能，因为年轻人买房不得不向长辈伸手，被多种力量瓜分的是市民养老储蓄；三是住房建设用地的地价高到离谱以后，把农业用地的转移价格也诱高许多，以致农地的地租常常占到农业纯收入一半以上，极大增加了现代规模化农业运行的成本；四是为提高土地财政的效益，地方政府学会了“经营城市（土地）”，实际上是相机推行住宅建设用地的“饥饿供应”，结果常常把工业区建成了大花园，而把居民区搞成了蚁窝。

　　中国城市居民区用地占城市建成区的比重，大约是欧美同一指数的2倍！所以，中国中产以上的人群所住的房屋，是欧美穷人的房子。这种中国特色的居住方式，将极大地伤害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人们现在却浑然不知。任志强[微博]先生总说中国房价不高，原来他是拿中国城市的楼房与发达国家城市的独栋房子比。东京新宿的独栋房子（建筑面积200平米左右）500万人民币可以买到，可是这个钱在北京四环以内连100平的楼房也难买到。依靠这种楼房堆积起来的城市，其膨胀的速度越快，越不值得高兴。

　　还有人说现行土地制度给农民提供了“社会保障”，有利于社会稳定。这简直是笑话。对于仅耕作七、八亩地的农户，如果不兼做其他非农工作，其有效工作日很少，收入低下是难免的；收入高反倒不公平。收入低自然不会有像样的养老保障。一个农民老了以后还要靠耕一半亩地实现“社会保障”，我相信这不是“中国梦”要的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