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马森所说：“招募维修工程方面的人才着实不易。经验固然难能可贵，但澳航还是选择了与多所大学建立合作关系，从学校招收拥有航空工程学和计算机编程双学位的学生。我个人认为，这才是最佳的技能组合。”
　　
    “国家吸收能力”超越技术本身

　　从宏观产业政策层面看，无论是英国的“新工业革命”、德国的“工业4.0”，还是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很多国家都在传统工业向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将产业物联网视为实现快速增长的有效途径。但是如果没有构建恰当的支持环境，就很难充分把握这一机遇。

    因此，一个国家必须了解自身对产业物联网的“国家吸收能力”，也就是如何在经济和社会体系中融入各种创新的能力。在这方面，国家决策者应当将关注焦点从技术本身转移至促使技术扩散转化为经济扩散的各种条件当中。埃森哲为此建立了四项支柱模型，揭示了有助于各国获取产业物联网最大经济效益的要素。

　　一是商业环境。这是指企业能够利用的商业氛围和资源库，企业可以藉此来推出自身业务。在提升商业环境的实力方面，强大的电信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是腾飞因素。这些因素有助于将技术进步转化为实用的应用软件、产品和服务，而不再局限于小众市场和技术玩家之中。随着技术基础的建立，创业者、大型企业和社会公众都会开始运用新技术，进而推动不断创新和规模扩大。

　　三是转化因素。这些因素有助于将技术深深地植入到经济中——引导企业、消费者和社会的行为发生更加广泛的转变。就这一点而言，变革不止关乎技术本身，更重要的是实现了组织和社会变革。例如在过去二十年，技术进步清楚展示出了互联网的经济扩散过程：从电子邮件和文件共享领域等相对有限的应用，逐步延伸成为企业经营方式和许多消费者日常生活方式的基础。

　　四是创新动力源泉。这是指通过技术催生出可自我持续的创新与发展。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创新者将其他领域的技术进步与核心技术的最新流行趋势结合起来，打造之前难以想象的互补商品，从而产生“乘数效应”。例如，电子学催生出了现代计算技术，当其与电信传播方式结合在一起，就缔造了如今的互联网和产业物联网。

　　根据埃森哲对全球前20大经济体的对比研究评估，中国对于产业物联网的“国家吸收能力”分数位列第14位，落后于美、日、德和韩国，但领先于法国、印度和俄罗斯。然而总体来看，目前尚没有一个国家在所有指标达到优秀水平。换言之，每个国家都仍有大量工作亟待完成。围绕产业物联网展开的竞争才刚刚开始。但我们通过观察这种量化能力指标便不难意识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假如这20国在产业物联网上投入数量相同的资金，那么指数排名靠前的国家将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