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为217亿美元，明显低于此前七年每年平均4000亿美元的增量。此外，数量型工具的频繁操作也与中国金融定价市场化程度较低密切相关。

　　当然，笔者并不否认数量政策在特定背景下起到的重要作用。然而，伴随着当前对市场化改革达成的高度共识，互联网金融发展冲击传统金融企业盈利空间倒逼改革，以及海外资金双向流动态势降低维持过高准备金率必要性等等，笔者认为，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转向价格型时机已经成熟。

　　在此背景下，笔者认为，今年在利率市场化方面的举措方面有可能完成利率市场化最后一跃，即取消存款利率浮动限制，推出存款保险制度；此外，考虑到75%严格的存贷比限制、5%的营业税给银行自我发展带来的困境，取消75%存贷比限制或可期。此外，借机降低过高准备金率也有必要，毕竟高达20%的准备金率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且在货币政策工具转向发挥价格型工具的背景下，降准有助于消除供给制约、缓解价格工具失效的矛盾，可谓一举多得。

　　人民币一次性贬值不可取

　　与美元脱钩是方向

　　此外，今年央行还将面临另一个挑战，即动荡的外汇市场局面。2014年人民币表现便不同寻常，年内对美元先贬后升，全年中间价累计贬值221基点，实现汇改以来首次对美元贬值。进入2015年，伴随着美元走强与避险资金回流美国，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态势加剧，即便央行通过稳定汇率中间价稳定预期，但人民币即期汇率仍然数次逼近2%下限，凸显贬值压力。

　　有观点认为，与其让人民币缓慢贬值，不如一次到位，既可以帮助出口商，又可以降低缓冲期内的投机行为。对此，笔者并不赞同，鉴于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面临诸多困难，一次性贬值未必有利于提振出口形势，反而可能影响预期，加快资金流出，对基本面造成更严重的负面冲击。因此，笔者认为，短期内稳定人民币贬值预期是有必要的，将今年对美元贬值空间控制在6.2-6.4之间是当务之急，也是权衡利弊后的选择。

　　更进一步，当前外汇市场局面也凸显了人民币盯住美元的窘境，是全球货币体系困境的一个缩影。从国内来看，尽管汇改以来，央行表态汇率要实现有管理的浮动，且以贸易为权重实现浮动汇率。但根据人民币浮动规律反推，不难发现，美元浮动实际上解释了人民币走势的90%，这与美国所占中国贸易份额比重差别明显，说明即便中国近几年采取了汇率市场化改革，但仍未实现浮动，实质上为对美元爬行汇率机制。

　　而从国际上来看，虽然当前人民币存在贬值压力，但相对于除美元货币却保持升值态势，换言之，非美元货币贬值态势更明显，这进一步凸显了全球国际货币体系困局。实际上，经过梳理历史，不难发现：自上个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冲击”开启美元本位制以来，美元每一次反转都往往有全球性的危机相伴，即美元本位制以来，美国之外的金融危机变得越加频繁。

　　正如央行行长周小川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际撰写的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中所提到的，当前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即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因此，考虑到制度性缺陷导致外部风险难以控制，唯有人民币国际化或将是应对美元本位制的积极有效措施。

　　从这一角度而言，从长期来看，完善汇率市场化机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仍是方向。可以看到，近年来上述进程已然加快，包括2014年3月央行将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6.2595, -0.0029, -0.05%)交易价浮动幅度由1%扩大至2%；截至2014年10月，人民币跨境结算金额增加至8万亿元；28个中央银行与我国签订了双边本币互换，总金额超过3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