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储加息预期提升期限利差进而影响境内外利差的缩小，可能导致阶段性的资本外流，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然而欧元区和日本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在特定时间段产生对冲作用。

　　另一方面，下半年国内房地产市场有可能止跌企稳、股市逐渐回暖、金融及资本市场改革释放活力，不排除国际资本可能出现阶段性流入、从而形成升值压力。此外，央行基本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逐步摆脱依靠外汇占款供应基础货币的模式，允许汇率根据市场供求双向波动成为常态，不但能有效防范跨境套利和套汇行为，而且能够提升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政策应在四重目标间寻求平衡

　　尽管也存在有利影响，但美元走强对中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更应引起重视。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经济正处在下行周期，PPI持续负增长，内部有效需求不足，美元走强使得我国宏观调控面临两难的处境。为了缓解企业融资成本压力、促进融资成本下降，需要降低基准利率，但降息可能会进一步缩小中美利差，加大资本流出压力，从而增加市场风险和贬值压力。

　　为了保持中国出口竞争力，需要人民币对美元适度贬值，但贬值又不利于开展对外投资和人民币国际化，过度贬值又与新常态的要求背道而驰。因此，政策选择有必要在稳增长、调结构、控风险和国际化四重目标间寻求平衡。在此复杂局面下，建议采取允许人民币对美元适度贬值、保持人民币有效汇率基本稳定的总体策略，当然这只是一种次优的选择；同时积极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增强汇率弹性，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并辅以合适的货币金融政策。

　　一是货币政策保持中性宽松，谨慎下调基准利率，适度下调准备金率。未来货币政策主要在稳增长、防风险和去杠杆之间进行权衡，考虑到短期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货币政策总体应保持中性偏松。在信贷供需偏紧的形势下，降息对新增贷款利率的影响有限，而且在美国步入升息周期的背景下，中国降息可能会加剧资本流出，引发开放性系统金融风险。

　　有鉴于此，建议在近期利率已经调整的情况下，进一步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需要谨慎，不建议通过大幅降息来促进融资成本下降。而存款准备金虽然也有宽松作用，但毕竟是对银行体系的负债产生直接影响，而对币值的影响则相对间接。从应对外汇占款大幅减少和提升基础货币投放的有效性看，可考虑适度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继续使用SLF、MLF等创新工具。这样既可以有效减缓资本流出造成的流动性收缩压力，又可以通过保持流动性合理宽裕、改善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来带动市场利率和融资成本下降。

　　二是进一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保持有效汇率基本稳定。建议利用美元走强下人民币升值压力减缓的契机，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可以从现行的2%进一步扩大到3-4%，并着力用好汇率中间价的调节功能。在人民币呈阶段性升贬值交替出现的格局下，汇率弹性增强有利于降低“热钱”大规模进出套利，减小跨境资金频繁进出对国内金融体系的不利影响，汇率机制可以成为调节资本流动的有效手段。

　　与此同时，建议择机增加货币篮子中其他主要货币的比重，减低美元占比，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在降低篮子中美元权重后，应允许人民币对美元适度贬值，以减缓对出口的不利影响。在对美元适度贬值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有效汇率基本稳定，特别是尽量保持人民币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主要对外投资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或略有升值，为人民币国际化和开展对外投资提供良好的汇率环境。

　　三是积极稳妥地实施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不应操之过急。美元走强加上国内经济下行及影子银行、融资平台等领域的风险积累，中国在一定阶段可能面临较大的资本流出压力。2013年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仍高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