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有太多的战略使命要去执行，无论是国内层面的深化改革与转型发展，还是区域层面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渐次实施，“亚太自贸区”路线图的稳步拓展，乃至全球意义上的公共产品供给与金融体系改革等等，无一不是高难度命题。笔者认为，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争取达到乃至超过7%固然重要，但增长质量尤其是基于有效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显著提升，才是最为重要的发展指标。

　　笔者判断，2020年可能是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与体系变迁格局中确立核心大国坐标的关键时点。中国经济能级与增长品格能否在现有约10万亿美元规模的基础上，迈向20万亿美元有效经济规模的新台阶，既有赖于适应“新常态”条件下深层次改革的推进以及良性经济生态的营造，更需要尽早确立能指导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21世纪国家经济学”。

　　无疑，中国需要尽快确立的21世纪国家经济学，与撒切尔主义经济学、里根经济学、克林顿经济学以及以邻为壑的安倍经济学有本质上的不同。基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而生的美、欧和日本的国家经济学，本质上都建立在对全球资源的低成本掠夺基础之上，中国不仅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也根本不可以这么做。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探索能契合国情的经济发展路径，其中，对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所起决定性作用的认可被认为是经济政策层不断自我检省，进而提高经济决策自觉的一大跨越。在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与法治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方面，这些年来尽管不时遇到利益集团的干扰，但相关行为边界却通过每一项改革周期相关政策的推动而日渐清晰；尤其在通过制度改革与相关红利的释放进而激活民间主体营商禀赋方面的努力，如今正付诸实践。政府日益清楚：即便是最强大的市场主体，其行为空间也是有限的，更不要试图证明要比市场更聪明。同样，崇拜市场原教旨主义，过度迷信凯恩斯主义的，不仅无助于经济再平衡与经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反而还会加剧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因此，中国所需要的国家经济学，首先应在充分考虑经济非均衡性的基础上，探索出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当然也需要适当借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合理成分，高度重视对市场不稳定性和经济复杂性的研究，以期建立一个能有效约束“经济人”自利行为，并能保持对市场适度干预的市场经济模式，但显然更需有效约束政府“闲不住的手”，让政府真正扮演“守夜人”角色。进一步地，创造条件促进经济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