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性银行的目的是，实现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离，以解决国有专业银行身兼二任的问题；割断政策性贷款与基础货币的直接联系，确保人民银行[微博]调控基础货币的主动权。”但在现实中，政策性金融商业化、商业性金融政策化的色彩时淡时浓，政策性金融发展战略左右摇摆，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体系不完整，区域布局不合理，与商业性金融的边界不清。

　　缺乏专门法律，规制上“张冠李戴”。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仍然处于机构章程规范阶段，缺乏相应的专门法律。在实际运营中，政策性金融机构遵从的是商业性金融法律。这种规制上的“张冠李戴”妨碍政策性金融功能的有效发挥，也容易诱导政策性金融商业化。例如，目前商业银行规制中流行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能力、盈利和流动性5个方面评价方法，虽然其中有些指标也适合于评价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稳健性，但整体上看，有可能诱导其偏离政策取向。

　　政策性金融监管主体不清。政策性金融是财政职能的延伸，是政府的财政性工具，客观上需要明确行使管理职责的主体部门，建立科学的政府意图决策和传导机制。但在现行体制下，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金融债券发行、年度业务规模、市场准入、业务监管分别由不同部门负责，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也对其业务进行指导。由于不同部门职责定位不同，在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重点、规模控制、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理念和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导致政策性金融监管陷入“多龙治水、分工不负责”的局面。

　　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动态调整机制缺失。20年来，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已超出章程的规定。但由于政策层面没有对政策性业务由谁界定、按什么界定予以明确，也没有对业务范围调整形成制度性安排，目前难以实现业务范围的动态调整，也难以对政策性金融机构自发的业务调整行为形成有效约束。同时，政策性金融机构没有对不同性质业务实行分类管理、分账核算，不同类别业务的成本、收益混在一起，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界线逐渐模糊。

　　政策性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结构存在明显缺陷，管理方式偏向行政化，存在追求盈利的倾向，对自身“能做什么、该做什么”认识不一。近年来，政策性金融机构出于“做大做强”的内在冲动，以“自营性业务”名义开展了许多新增业务。部分新增业务具有明显商业化色彩，甚至与商业金融出现竞争，政策性职能定位有所弱化，金融资源配置的战略性与社会合意性明显下降。

　　深化政策性金融体制改革的思路

　　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设立原则与职责分工。坚持立法先行，构建政策性金融法律体系，以专门立法形式明确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战略定位、总体框架、经营宗旨以及退出程序，以正面清单方式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资产负债形式与资金融通渠道和规则，明确政策性金融与政府融资、商业性金融的界限。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设立原则有三条：一是专业性。只能开展对应领域相关政策性金融业务，不得从事规定业务以外的金融业务。二是政策性。充分体现国家战略目标，紧密配合国家“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政策意图，关注和服务有关国计民生的战略性项目，不参与市场竞争，保本微利，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三是低成本性。由于政策性金融业务收益低，其匹配的资金成本相应较低，这需要国家提供低成本资金来源，以保障政策目标的充分实现。

　　明确政策性金融业务范围及其动态调整机制。在原有分工基础上，结合修改章程和制定法律法规，明确界定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加快解决政策性金融缺位、越位问题。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和宏观调控政策意图，适时调整政策性金融服务领域，防止出现新的越位、缺位问题。当前，应将住房保障、重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