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原本想约束公权力和反“三公”消费的好政策，在一些地方却让无权无势没有腐败资格的普通职工很受伤呢？这显然不是误伤，也不是“基层对规定理解有误”或“一刀切执行过头”那么简单，其后暴露出很多根深蒂固的官僚病。

　　其一，运动式。一些地方并没有把反腐当成一次刮骨疗伤的制度革命，努力从体制上去约束权力，通过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去端正党风官风，而是习惯性地将其当成了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短时间内用非常规手段实现非常态目标。上面不允许公款吃喝，不允许公款发月饼，不允许发购物卡，下面为让上面的领导满意，迅速让上面看到自己的重视程度以及“反腐政绩”，于是在短时间内动员一切力量，动用一切资源去执行上级规定。宁可执行过度，也不能让人感觉“执行不到位”；宁可得罪普通员工，也要在领导面前表现出“雷厉风行”。

　　这种一惊一乍的运动式思维，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过去没有原则的“松”，到现在不分青红皂白地“严”。运动走到极致，就从过去的“什么都发”，走到今天“该发的也不发”，甚至员工应得的福利也不发。运动式思维下，他们并没有权力边界和职工权利的意识。

　　其二，情绪化。一些地方的官员，如今嘴被管住了，手被管住了，过去肥得流油的隐性福利大大缩水，很可能因此对八项规定充满抵触情绪。他们虽然有些不甘心，但中央严管干部的决心很坚定，也得到了舆论的普遍支持，他们不敢公然去抵制八项规定，于是就带着“把事情搞砸”“刻意误解规定”的情绪去执行。连普通职工的正常福利都不发，便是情绪化执行的一种表现——中央不是不让发福利吗，那我连正常福利都不发了，看这样的规定还能不能执行下去！

　　以反腐之名缩减员工的福利，实际是在以乱作为、乱执行为反腐倡廉制造矛盾和阻力。员工正常福利没了就会抱怨，员工一抱怨，执行者就会说：你看，执行遭遇巨大的阻力，基层职工都在抱怨，规定在现实中行不通。自身不敢反对反腐倡廉，想通过乱作为的方式把事情搞砸，然后名正言顺地说反腐倡廉的风凉话。

　　其三，欺民。贪官生病，百姓吃药，这是我们的体制语境中常发生的变异。垄断着话语权和资源分配权的掌权者，总能通过玩弄权术偷梁换柱而将义务转嫁到普通公众身上。腐败是需要资格的，手中无权无势之人，即使想腐败也无法腐败。普通职工手中没有可交换的资源，哪有腐败可能？他们的福利属辛苦劳动应得，跟官员的灰色收入完全没有关系。可是，开给官员的药，在一些单位最后却让普通职工吃了。

　　反腐当然重要，但关键要看有没有严到应管对象头上。看清“反腐不应该反职工福利”背后的真问题，才能让反腐更加对症下药，更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