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愈来愈不确定的内外经济环境里，中国格外需要警惕的是：一旦各级各地政府赖以支撑经济增长的发债行为由于经济低绩效而受到广泛约束，一旦来自房地产等敏感且脆弱领域的系统性风险被引爆，而基于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提升的经济转型进展缓慢，则中国经济“超日赶美”的发展势头不仅有可能中止，甚至有可能在尚未摆脱被美国经济锁定的情势下再度面临新的技术与金融锁定。

　　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最新发布的《2014年全球竞争力年鉴》中，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位居世界第一，与去年排名相同，显示美国整固经济竞争优势的努力连续获得国际肯定;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际排名则较去年下滑2位，位列第23位;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竞争力则从去年的第24位上升至第21位，或许这个消息对内外压力沉重的安倍政权来说是个舆论安慰;而作为欧洲首席经济强国的德国，其国际竞争力排名由2013年的第9上升至今年的第6，再度印证德国经济肌体的相对健康与默克尔政府在过去一年里的勤勉尽责。

　　尽管IMD的竞争力报告有三分之一的评价来自于对全球4300名执行人员所做的问卷调查而得出的结论，因而不乏主观性与个人偏好，但整体而言，笔者认为其较其他研究报告更具参考价值。事实上，从IMD评估竞争力的四大标准即经济表现、政府效率、商业效率和基础设施来看，基本上可以涵盖一个经济体的整体竞争体系架构。就全球排名前四的经济体美、中、日、德的基本情况而言，尽管美国、日本和德国去年的经济增长分别只有1.9%、1.6%和0.4%，远低于中国的7.7%，但对于上述早已完成工业化的三大经济体来说，即便是1%的经济增长率也是可观的发展成就。而经济数据只是一个经济体在某一时期市场表现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反映，其背后蕴含着一国经济的增长动力结构与政策行为空间的可能性边界。美国最近几年对金融体系的内生性修复、推动制造业回流以及出口倍增计划的实施，正在收获相应成果。增长与就业指标的向好反映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指数的回升。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加总尽管只相当于中国一家，但两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显然要大大高于中国。尤其是德国，笔者认为，即便其经济规模在5年后将被巴西或者印度超越，但德国在全球经济与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是很难被替代的，其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牢固地位也不是一般经济体能够撼动的。有美国专家日前预测，7年之后世界每年新增汽车产量的一半将产自中国，但如果届时中国的各大汽车生产企业未能有效掌握自主技术与品牌，则这种产能上的扩张本身没有实质性意义。事实上中国去年高达2200万辆的汽车产量中，真正有战略价值的部分不会超过八分之一。大量以代工(OEM)为特色的汽车企业在全球汽车价值链分工中几乎没有专属的高端地位。因而，中国尽管在产量上早已成为全球第一汽车大国，但在国际竞争力方面，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德日等顶尖汽车强国，就是与二流汽车强国的韩国相比也落后一大截。

　　笔者认为，中国在工业化道路上缺少国家发展哲学的指导，偏好于简单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与经济规模的表面扩大。既未从稀缺性和垄断性的角度正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技术瓶颈与资源供给约束，也未从技术来源的自主性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来引领经济良性发展。笔者曾说过，工业实力极其雄厚的德国，在工业技术、工艺制造、资源利用以及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内都应是中国矢志追赶的目标。

　　至于对美国经济的扬弃与超越，中国远未到达可以沾沾自喜的阶段。且不说美国的实际经济规模可能是中国有效经济规模的3倍甚至更多(依笔者测算，中国去年的有效经济规模不到5万亿美元，其中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部分大约1万亿美元)，就是中国一向引以为傲的工业生产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