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挖掘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除了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体系之外，还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政府发挥有为的作用，这样才能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同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

　　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必须对第一个吃螃蟹的先行者，给予风险和外部性的补偿，并且必须不断地完善各种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政府必须在这两方面扮演积极有为的角色。这些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市场和政府发挥好的作用的要义。

　　现在的改革不比1980-90年代难

　　展望未来，还有很多问题可以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多阐述。最后，想特别强调一点，固然当前的问题很多，但是反思一下——以我参加中国改革讨论二十多年的经验来看，好像每一年问题都很多。我们解决掉的那些问题，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容易的，总觉得现在的问题比过去难。不过，我个人的感觉是过去二十几年里没有哪一年觉得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其实，每一年都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问题解决了，总又出现新的问题。

　　面对新的问题，我们还是必须以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态度去了解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的有利条件是什么，现在不能克服的困难是什么。挖掘有利的条件推动经济的增长，经济发展了以后可以创造条件来解决原来解决不了的问题。

　　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为例，在80年代、90年代我们如果不是用渐进双轨的方式，那导致的结果一定是苏联东欧的情形，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那些大型企业对国防安全来讲不能没有。

　　今天俄罗斯为什么在乌克兰问题上敢跟欧洲、美国叫板，就是它有那些国防产业，那些国防产业过去是国有的，现在是八大垄断集团拥有的。俄罗斯给那八大垄断集团的保护和补贴，根据各种经验研究的发现是比原来还多的，效率实际上是更差的。

　　我国的国有有企业当然也要改革，但是，要搞清楚对国有企业的那些保护补贴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人认为它是国有，但是从《中国的奇迹》一书的分析可以看到，过去国有企业主要的问题是有政策性负担，包括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如果不消除这两个负担，国有时没效率，就是民营了也同样会没效率。而且有了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政策性补贴，有政策性补贴的状况之下，实际上民营时的寻租积极性可能高于国有时的积极性。

　　现在的状况变了，许多资本密集型产业已经从违背我国的比较优势变成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大型企业从没有自生能力，变成有自生能力，政策性负担没有了，政策性补贴也可以消除掉。

　　所以，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来应该不会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难，要怎样进行？还是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针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用一些现有的理论框架来套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