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司法》修改的任务已完，摆在面前最大的任务就是公司法的解释论。公司法的修改给解释论提出了很多难题。新公司法在公司的法人性理论、营利性理论、社团性理论、自治性理论、资合性理论与社会性理论上有六大突破。但六大理论创新论背后都隐含着争点，需要进一步解释。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称，新《公司法》的六大理论创新带来的争点问题主要有六点。

    首先，新公司法对公司法人性理论的创新带来了争点问题。新公司法引进了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删除了旧公司法中“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的规定。那么，揭开公司面纱里面所讲的“股东”，仅仅是指名义股东还是包括实际控制人在内？仅仅是指显名股东还是包括隐名股东在内？这都值得讨论。姊妹公司相互间滥用人格是不是构成揭开面纱的情况？有没有母子公司人格高度混同的时候，让子公司为母公司买单的逆向揭开公司面纱问题？新公司法删除“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的规定，进而明确了国家对其投资的公司享有股东权，而非物权（财产所有权），最终圆满完成了公司对全体股东（包括国家股东）出资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的法律制度设计。既然国家所有权变成股权了，以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任务就变成了保护国家股东的权利。国有资产是不是受到应有的保护，关键是股权是不是受到了充分保护。大股东有时候也是弱势群体。大股东如何既积极行使权利，又不滥用权力损害公司与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是一个亟待研究的新课题。

    其次，新公司法对公司营利性理论的创新带来了争点。新公司法的重大进展就是不仅仅承认公司具有营利性，不仅仅继续坚持公司的商事主体地位，而且还发现公司背后还隐藏着两个商事主体。公司的营利性掩盖了高管和股东的营利性。高管和股东都是商人，但是很多教科书对此语焉不详，导致了在公司法和证券法实践中长期忽视了股东的商人地位。但股东营利性后面又隐藏了一个不确定因素，即在中国公司法里面，分红政策的最终抉择是股东会而不是董事会，股东能不能分到红利，既要取决于公司盈利的多寡，又要取决于公司的分红政策。但想一想，你说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是正确的，还是公司利益最大化理论是正确的，是近期利益最大化理论正确，还是长远利益最大化理论正确？其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确切而言这涉及到商业判断。股东分红的水准只能取决于股东会的决策。但问题是，股东会上的控制股东就会滥用决策权，利用不分红和少分红的手段达到排挤压抑小股东的手段。这个时候法院要不要强行介入分红呢？在什么时候介入？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

    其三，新公司法对公司的社团性理论的突破带来了争点。立法者引进了一人公司制度，打破了传统的公司的社团性理论，值得肯定。但是依然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问题之一是，一人公司制度还没有推广到股份公司领域中来，新公司法还不允许一人股份公司的设立。我一直认为，一人公司制度应该写在公司法总则中，既可以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又可以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问题之二：有限责任公司50人的股东上限没有突破。假定50个股东组成了公司，其中一个股东想转让价值1亿元人民币的股权，但找不到具有相当财力的适格受让主体。于是，转让人把它切割成100份，分别转让给100个受让人。于是，公司股东由50人变成了149人。此时，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如何？有限责任公司的地位还能不能维持？我个人认为，答案都是肯定的。还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在公司制改革时要推行职工持股计划，又要满足有限责任公司股东50人的要求，3000名劳动者都想当股东，法律上怎么解决？我看只能借助股权信托计划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