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的变革，总是来自于生存面临的危机，需要通过改革和开放，走出发展的困境。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重新回顾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们在经济、技术、建设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和境地，评价建国后三十年经济建设方面的功与过，才有可能在30年后的今天理解当时必须改革开放的真正原因。

    1949年建国以后，从经济体制上看，对资源、产品和劳动力，甚至许多消费资料，我们采取了计划分配的方式，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实行了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农村，在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之间，调动资源和分配利益的层次多次上下调整，留去自留地也多次变动。从对外经济关系、科学技术等方面看，我们采取了关门发展的方式。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财产，甚至消费资料的制度上，我们实行，或者力图实行高度公有的体制；资源配置方式上，我们试图以国家大一统来分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对外经济战略上，我们走了一条进口替代和自我封闭循环的道路。这样的体制和道路使我们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功了吗？回答是否定的。

    评价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应当以一些国际上已经研究成熟，并且为统计和经济学界通用的一系列指标，综合地进行衡量。

    首先，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由于“左”的思潮干扰经济建设，使我们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各国的位次上不断后移，而且与许多国家发展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不论现在学术界怎样批判发展的唯GDP论，但是，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最核心的指标，它代表着一国发展的生产力水平，而且是一个国家一切社会、政治、文化、国防等等事业的物质和财富基础，没有GDP持续和有效的增长，其他方面的发展便无从谈起。从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水平看，1952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GDP的比例为5.2%，1978年下降为5.0%。人均GDP水平按当时官方高估的汇率计算，也只有224.9美元。1948年，中国人均GDP排世界各国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国人均GDP排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

    从人民生活水平看，1976年全国农村每个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只有63.3元，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减少4斤；1977年全国有1.4亿人平均口粮在300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1978年全国居民的粮食和食油消费量比1949年分别低18斤和0.2斤；当年全国有139万个生产队人均收入在50元以下。1978年全国有2.5亿绝对贫困人口。当年，失业的城镇青年2000万人，实际城镇失业率高达19%左右，居民食品消费占总其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城乡分别高达56.66%和67.71%。1980年时，城乡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费品，主要是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每百户的拥有率也只有5.5%、11.2%、15.7%、14.9%；黑白电视机的每百户拥有率也仅为1.6%；家庭电话非常少，即每百户普及率只有0.64部；而洗衣机还很少有，家庭轿车普及率几乎为零。居住方面，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6平方米，农村居民每户平均居住面积仅为8.1平方米。据世界权威的经济增长学家麦迪森研究计算，1952年到1978年中国GDP的实际平均增长率只有4.7%。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和生活水平，大多数发展和生活指标排在世界国家和地区170位以外，处于联合国有关部门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划定的贫困线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