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必须坚持以改革为动力

　　改革是我国外经贸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制约了外经贸的发展，影响着对外开放的进程。80年代，通过推行政企分开，放开企业经营自主权，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90年代初，通过实行股份制、“改、转、租、包、卖、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都大大提高了内外贸企业的经营效率；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对外开放进程大大加快。改革开放以来，通过逐步放开进出口经营权，已经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内外资企业共同发展的格局；通过建立符合国际通行规则、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法规体系，以及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的宏观调控体系，外经贸发展有了强有力的保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发展进程雄辩地证明，我国外贸体制的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大地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对外开放进程。如果没有改革的不断深化，就不会有今天我国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和外经贸事业的巨大成就。必须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坚决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要按照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不断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与世贸组织规则相符的涉外经济法律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不断形成有利于对外开放的良好环境。

　　四、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和协调发展

　　统筹兼顾，是我们党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历史经验，也是做好外经贸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协调解决发展中的矛盾，这是在总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实践基础上，根据新阶段国内与国际环境的客观要求提出的指导原则，外经贸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早在1988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段话深刻揭示了对外开放与统筹区域发展的关系。现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第一个大局基本实现；但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还比较慢，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占全国的比重还比较低，维护第二个大局是当前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不能提高，全国的对外开放水平就要大打折扣。今后应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步伐，努力发展具有西部特色的对外贸易；应支持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扩大老工业基地的金融、保险、商贸、旅游等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鼓励外资以并购、参股等多种方式参与国企改制和不良资产处置，推动东北地区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合作；同时还应大力推动环渤海地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以充分吸纳新一轮产业转移加快自身结构调整和重组为主要途径，以发展自由贸易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带为突破口，形成各具特色的京津冀、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三大国际制造和服务外包基地，使环渤海地区成为与长三角、珠三角并驾齐驱的第三个龙头。

　　五、必须坚持着眼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一个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不仅有经济方面的激烈争夺，也有政治方面的严峻较量。我国从“复关”到加入世贸组织，之所以经历了15年的时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阻挠，斗争尖锐复杂。针对西方国家在谈判中的高要价，江泽民同志在1993年就阐明了我国处理“复关”问题的三条原则：一是关贸总协定没有中国的参加是不完整的；二是中国要参加毫无疑问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参加的；三是中国的参加是以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为原则的。根据中央确定的方针，我们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妥协和让步，从不接受超过我国经济承受能力的要价，同时注意掌握谈判策略，终于打掉了美国等国家苛刻无理的要求，维护了我国的根本利益，实现了“双赢”。

　　我国一向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但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没有根本改变，遏制中国崛起的各种图谋从未间断。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外部因素的影响将会明显增大，面临的经济风险也会显著增加。为此，外经贸工作必须讲政治，讲大局，把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当作开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注重在扩大开放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摘自《发展和改革蓝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