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GDP度量不能自动地反映产品、经济投资、城乡布局、环境等质量指标，经济活动最后是要增加国民的享受，而不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增长速度

　　“好多地方被称为城市，其实远远没有达到城市的门槛的条件，但我们往外铺的力量还很强。速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但是更重要的恐怕是质量，包括产品质量、经济投资质量、城乡布局质量、环境质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5月25日的“上海论坛”中表示。

　　他认为，目前的GDP度量不能自动地反映这些质量指标，人们在看中国经济数据、分析增长速度变化时，如果完全脱离质量的度量，恐怕会有一些偏差。

　　周其仁指出，关注质量指标，意味着不能仅仅为满足市场需求来进行生产。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非常高，但产品质量还有很大问题。2013年官方产品质量报告指出，全国制造产品合格的批次率为88.9%。除了目前引起社会关注的食品、药品等领域，儿童用品、家用电器、住宅、建材、装饰品的不合格率也很高，需要警惕。

　　“品质高、品质好，有时候就不需要那么高的速度。我们现在情况是很多产品的质量比较差，所以必须有较高的速度。经济活动最后是要增加国民的享受，而不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增长速度。”

　　周其仁表示，中国的投资机制存在很大问题，导致了很多无效或者低效的投资。目前的投资按照行政架构在进行，地方政府都想好好建设自身的所在地，但是人口流动的朝向并不完全服从行政架构。人口离开的地方，经济活动随之减弱，但仍存在大量投资，而很多人涌去的地方投资明显不足。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十年的常住人口增长率都在40%左右，但是全国平均的城镇常住人口增长率只有5.8%，相当一批城镇单位的人口在减少，但是投资架构很大程度还是每个行政单位都在发力。”

　　周其仁认为，从总量上看，投资驱动增长带来的效果很明显，但是那些无效、低效的投资很难被计算到经济增长总量和速度当中去。地方的发动实际上是超强的资源动员，使得资源的持续性、环境容量日益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一些开发强度高的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其建设用地大概都占城市面积的50%左右，就已经达到开发的边界。对照香港，开埠170年以来，建设面积仅占整个香港的总面积的25%左右。“我们摊子铺得非常大，但是形成的城区的密度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