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身观察中国经济转型变化最快的30年里，前10年他是记录者，后20年他是研究者。

　　作为记者，他用笔记录下的是历史的碎片，作为研究者，他考虑更多的是纷繁复杂的局面、层出不穷的事件甚至连绵不断的纠纷背后，作为中国经济重要的推动力量，民营企业这个群体究竟应该得到一个怎样的地位。

　　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保育钧使用最多的词是政策和制度。而这两个词在其看来，正是理解过去30年中，中国民营企业、民营经济的关键。

　　《中国经营报》：在2002年之后，一个词“国进民退”曾被频频提及，2008年之后，尤其是最近两年，我们看到政策又在有针对性的转向，有观察者称是一轮“国退民进”。有企业家认为，民营经济，民营资本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经常被作为“棋子”，但实质上并未能得到真正公平的对待，因而产生不安全感，你如何看30年来中国民营经济的“进”与“退”？

　　保育钧：当前的民营经济和民间资本得到了政策性的利好，而在最开始民营经济也是最早得到政策突破发展起来的，现在和之前有什么不同？从前靠政策，以后靠制度。最典型的是2005年国务院出台了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现在成为“36条”，当时企业都认为是利好。但是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又转发了一个文件——国有企业要控制7大重点领域，一下子一年前的“政策利好”就没了。后来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国家一下子拿出4万亿“救市”，这些主要由银行主导的资金最终是流向了国有大型企业，民营企业鲜有获益。这些例子都看到民营企业不靠政策不行，长期靠政策也不行。

　　这一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而在此之前的提法是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一个词的差别把民企从“要”政策的阶段解放出来了。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现阶段，中国市场经济的现状能承担起资源配置“决定性”的作用吗？

　　保育钧：短期看有困难。难在企业意识的转变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从2013年开始，李克强总理开始了一系列的简政放权，创新投融资体制、市场准入机制，这些都是可喜的变化。但是在基层看来，已经习惯于权利配置资源的机构还不太适应自己的新角色、新任务——不再是审批者，而是服务者。怎么服务？在很多地方政府机构内还是个问题。有些地方政府甚至选择不作为。

　　另一方面，仍需要有体制的“突破者”来承担破局的任务。金融领域的改革一直是个难点，但是马云[微博]的阿里巴巴[微博]旗下支付宝[微博]、余额宝[微博]的出现正在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倒逼既有的金融管理秩序去适应和变革。众筹、P2P现在如火如荼，都是对改革的落实形成了推动力。

　　《中国经营报》：提“混合所有制”的做法，这会是解决中国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矛盾的途径吗？

　　保育钧：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取代国企自身的改革。国企改革在2002年之后基本已经停滞，这也是此后一系列腐败生成的根源。要解决国民经济的矛盾，首先要在国企内部实施真正的政企分开。在没做到这一步之前，民企不要跟他们玩。

　　混合所有制经营应当是资本和资本的混合。在我看来要在增量上做改革而不是存量。控股多少、谁来控股应该是企业间谈判的结果。像现在出台的一些方案中，从已有股份中拿出一定比例来做混合所有制，是错误的，是没有法律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