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老员工自述：我所经历的华为“集体大辞职”

肖可仍坚持这样认为，“我们虽然不是最初的创业者，但我们这些一毕业就进华为的人同样对华为有特殊的感情。任总也一直提倡主人翁精神，现在总监说出‘公司不是家，不要总谈感情’多少让我们有点伤心。”

“任总最喜欢搞运动。”肖可说。

肖可（化名）是华为工号在10000以内的普通老员工，他指的这次运动是正被外界传得沸沸扬扬的“华为大规模集体辞职”事件：华为公司要求包括任正非在内的所有工作满8年的员工，在2008年元旦之前，都要办理主动辞职手续，竞聘后再与公司签订1~3年的劳动合同；废除现行的工号制度，所有工号重新排序。

亲历离职

10月下旬的一天，肖可和部门另外几名同事一上班就被叫进了总监办公室。总监不是他们的直接领导，而是上一级管理者。

“大家都了解怎么回事。”总监的开场白很自然。但接下来的话肖可听着多少有些受伤。“公司不是我们的家，大家要有打工意识。不要总谈感情，关键是要看自己能不能有发展，对公司的贡献和自己获得的回报是不是成比例。”

随后总监解释了相关政策，包括公司的补偿。肖可算过，按照赔偿原则，自己能够拿到20多万元人民币。对于像他一样工号4位数的老员工来说，这笔钱和他们一年在华为拿到的工资、奖金和股票分红相比，并没有多少分量。“据传这次赔偿总体费用是20亿元人民币，不知是真是假。”肖可对记者说。

在肖可他们这些老员工眼里，华为不该是一个匆忙应对新法，绞尽脑汁想办法的公司，而应该是一个按照自己的规划走在前面的公司。

之后不久肖可办理了离职手续。除了需要移交办公物品、文档，签署保密合同之外，还要附一份自愿离职申请，还有一份员工股票由公司保留6个月的协议。这只股票是公司内部用于分红的股票，也正是这只股票造就了华为的“小富豪”。按照旧的薪酬体系，一个业务总裁的月薪也许是3万元人民币，而一个技术6级的普通员工月薪也可能达到2万元，他们级别之间的收入档次就主要体现在股票分红上。肖可签订的这份6个月的股票保留协议表示：在接下来的竞聘上岗过程中，如果6个月内没能签约，股票就不再属于自己。

万一离开华为，肖可相信自己找一份新工作并不难。肖可最近经常接到猎头的电话，有时候一天两个，但待遇都不能让他满意，他都推荐给了别人，这个“别人”不是现任华为员工，肖可内心深处还是“以华为为家”。

被打破的工号文化

肖可常把自己划在早年进入华为的一拨里，以2001年为分水岭，后来进入的属于“新人”。区别在于，肖可他们这一拨多是以应届生和准应届生身份进入华为的，工号较小，一般在20000多号以前。当然，任正非是001号。

在“新人”眼中，这一拨人也是“有钱人”的代名词，由于分得大量的股票，他们每年分红收益甚至超过工资。也正是这一批人此次在经历规模浩大的“离职运动”。

在外界将此次“集体辞职运动”解读为华为应对新《劳动合同法》的省钱举措，并借此打破长期存在的工号文化和解决企业竞争力问题时，肖可说他比较认同第二种说法。

肖可说华为的工号文化，除了让大家觉得工号靠前的人就是有钱人之外，在公司的很多方面也有很深的影响。

如在回复电子邮件方面。华为邮件使用notes系统，工号会出现在邮件中。由于华为的工号已经排到十万序列，名字很难标示一个人的身份，于是工号就成为人们猜测、识别来信者身份的一个线索。每天接收众多公司内部的邮件，多数是懒得回复的。

肖可说他的回复原则是：部门内同事的邮件要回复并处理。不认识发件者的邮件，工号靠前的，先查查对方有没有配秘书，配了就是大领导，马虎不得；没配秘书的，出于尊重（如共同打拼、素质良好、或许对方是业务骨干等都是尊重理由）也会回复。而工号靠后的，如果不是熟悉的哥儿们，则一律不予理睬。

这次的离职运动，其中一条措施就是，包括001号员工任正非在内，将重新排列工号。让工号失去已经被赋予的过多涵义。

“再创业”运动

任正非常挂在嘴边的词汇中有一个是“沉淀”。在他看来，一个组织时间久了，老员工收益不错、地位稳固就会渐渐地沉淀下去，成为一团不再运动的固体：拿着高工资、不干活。因此他爱“搞运动”，任正非认为，将企业保持激活状态非常重要。

1996年，当时任市场体系总负责人的孙亚芳（现任华为董事长）就曾经带领自己的团队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当时也是由于“沉淀”现象，号称为华为打下江山的市场部以孙亚芳为首，主动辞职，重新竞聘上岗。这次被称作“再创业”的“运动”，后来经常被华为内外部的人提起，作为保持华为人“狼性”的一个英雄壮举。在这次“再创业运动”中，有一些人离开了华为。

2000年，任正非在“集体辞职”4周年纪念讲话中，对1996年以孙亚芳为首的那次历史事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市场部集体大辞职，对构建公司今天和未来的影响是极其深刻和远大的。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组织只要没有新陈代谢，生命就会停止。如果我们顾全每位功臣的历史，那么就会葬送公司的前途。如果没有市场部集体大辞职所带来对华为公司文化的影响，任何先进的管理，先进的体系在华为都无法生根。”

“这次也是为了保持竞争力的一个运动。”肖可仍坚持这样认为，“我们虽然不是最初的创业者，但我们这些一毕业就进华为的人同样对华为有特殊的感情。任总也一直提倡主人翁精神，现在总监说出‘公司不是家，不要总谈感情’多少让我们有点伤心。”不过肖可说，跟当年联想裁员风波中“联想不是家”比起来，华为较联想处理的要好得多。

据了解，在华为此次“离职再上岗”事件之前，任正非在华为内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天道酬勤”的文章，讲述了华为员工奋斗的故事，以及公司面临的竞争局面。

“这次运动会清理一些人，短期也会有一些激励作用，比如一些领导的离职，会让更多人看到机会。”但长期看，他无法评价。“有些更早进入公司的普通员工可能会因为担心自己在社会上的职业竞争力而在这场风波中受到冲击，如何保障他们的利益是公司应该周全考虑的。”肖可说。

中山大学特聘客座教授、广州亚洲国际大酒店人力资源部总监蓝国庆分析认为，华为此举主要是为了避免与部分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近万名华为员工被要求在明年元旦前主动辞职。近日，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对这些工作满8年的员工提出以上要求，他们辞职后可再与华为公司签订1～3年的劳动合同。由于华为是著名的标杆企业，因此，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马上引起轰动。

对此，更多业内人士担心的是，华为的这种做法，将很可能让更多企业效仿。

华为调整是受新劳动法影响

据了解，华为的这一非常举动，主要是为了应对即将于明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该法规定：劳动者在满足“已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条件后，可以与用人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成为永久员工。

中山大学特聘客座教授、广州亚洲国际大酒店人力资源部总监蓝国庆分析认为，华为此举主要是为了避免与部分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据介绍，《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用工制度从法律的高度加以规范，确实为中国企业未来的劳动用工与工资总额增加了不少“限制”。

蓝国庆表示，华为采取这种做法，不外乎就是因为《劳动合同法》规定在“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0年的”这一情形下，“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此，华为这一做法，很可能是为了避免与工作了近10年的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华为此举被指“逃避社会责任”

华为近万名员工“主动辞职”事件经媒体报道之后，不少人指责此举存在“逃避社会责任”之嫌。广州一位人力资源专家认为，华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妥当的，“从道义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来讲，这是一种不负责的行为，不但有损企业的良好形象，更会伤了员工的心，丛而必将降低了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而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种规避法律责任，是带有一定的‘故意’成分的行为”。

一位网友表示，“华为应对新劳动法，开了个恶劣的先例。他们以企业强势的权力，威胁利诱万名员工‘主动辞职’、自选去留，实际上就是老员工的工龄一次性买掉，进而化被动为主动，变相清洗和裁员”。还有一些网友认为，华为这一举动，“为一些企业名正言顺地清理老员工指明了方向，炒掉员工可以美其名曰为‘自动辞职’”。但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员工来说，“主动辞职”却实为无奈之举。

人力资源业内人士担心更多企业会效仿

据了解，虽然《劳动合同法》给很多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但企业颁布实施之前大规模辞退、清理员工的现象并不普遍。

近日记者随机采访了近10位大型国企、外企的人力资源部门经理和员工，受访者均表示自己所在的公司并没有发生类似现象，但都表示自己“多多少少地听说过一些企业在趁着新劳动法生效之前这段时间炒掉部分员工”。

而对于华为要求近万名员工“主动辞职”一事，业内人士则担心这有可能会引发一些企业进行仿效。

“华为的这一举动，确实让人感到匪夷所思”。而广州市锐旗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希宏表示，华为让部分员工“主动辞职”再签订新的劳动合同的做法“是值得理解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希望通过此举来保证企业的竞争力”，但这一举动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他担心“企业对劳动法的误读可能会被因此而放大”。

据介绍，由于《劳动合同法》偏重于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因此，在很多人看来这部法律就是一部“员工保护法”。

很多企业都担心随着《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企业的用人成本会大幅增加、在招聘员工时会遭遇“请神容易送神难”的困境。

杨希宏认为，很多企业对《劳动合法法》感到不适应甚至是恐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劳动合同法》存在着误读。

据介绍，这些企业担心新法实施后会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已经有一些企业在《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之前有所动作。

“因为华为是标杆企业，如果连华为这样的企业都如此理解劳动法并且采取这种做法，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跟随”。杨希宏说。

东莞智通人才大市场副总经理窦常忠也认为，华为的这种做法，将很可能让更多企业效仿。

事件回放华为10亿元调整人力资源

中国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近期启动自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力资源调整计划，在适应即将实行的新劳动法的同时，也成为其管理层痛下决心根除公司内部“工号文化”、提升新进员工士气的一剂“猛药”。

10多年前华为“先辞职再竞业”的风暴再度袭来，工作满8年的员工需提交辞职申请再竞争上岗。所有自愿离职员工将获得相应补偿，工作10年的大约可以拿到20万元的补偿金。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调整可能涉及7000人，华为可能付出超10亿补偿金，此举是人力资源的正向淘汰。

据悉，华为某地研究所约有30人需递交辞职申请，“没有听说有人因为这个要离职的”。大部分员工依然保留公司虚拟受限股资格——华为2002年公布的虚拟受限股执行价每股净资产2.62元，2006年已达3.94元。

“公司希望通过这次人力资源变革破除工号文化积习。”华为公关部人士承认，此前公司这积习影响了新老员工的和谐。

华为6万多名员工中，工作8年以上的工号基本都在20000号内，未来这些代表资历、地位的原工号将取消并重新排序。华为总裁任正非的工号或许也不再是可畏的“001”。有老员工称这是一记“一次了断”的凶猛出手。

“华为在新老员工之间收入分配不公一直为外界诟病，也成为内部分裂的隐患。华为这么做是为后续人事改革做铺垫。”有内部人士指出，华为老员工看不起新员工，事实上影响了士气。综合

“华为员工“自动辞职”事件发生以后，与此有关的新《劳动合同法》聚焦了公众的视线。

对于该法律，有很多企业担心，用工成本会因此提高，削弱产品的竞争力；也有一些地方政府担心，执行新《劳动合同法》会对地方招商引资造成打击，失去原有的“低成本”优势；还有人担心，我国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提高了用人成本可能减少就业，反倒不利于劳动者。

那么，新《劳动合同法》对于企业来说究竟是祸还是福呢？有关学者、人力资源专家和企业HR总监应邀解读。”

广东省企业文化协会副秘书长、广东省社科院器企业社会责任与公益事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叶嘉国：

新法既维护劳动者权益又为企业创造契机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长远来看，新法一方面可弱化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增长动力，促进企业转型，由低劳动成本的竞争转向创新能力的竞争，劳资合力去创新。另一方面也可增加劳动者收入，促进内需，对改善过度依赖投资、出口的现状颇为有益。

我们应该看到，劳动力成本低固然会对外来投资者产生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往往是单一的、不可靠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提高是必然趋势。单纯以低成本作为招商引资的法宝，可能会陷入一种恶性竞争的境地——当其他地方有更加低廉的劳动力时，外来投资会毫不犹豫地转移，地方经济有可能陷入更大的困境。

因此，《劳动合同法》固然会给那些依靠劳动力低成本获得较快发展的地方带来压力，但也会促使其转变增长方式，培育多方面竞争优势，比如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等。

当然，真正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必然会在短期内增加用工成本。不过，这种增加是极为有限的。由于《劳动合同法》很大程度上是在《劳动法》框架基础上的补充和细化，不会给企业用工带来明显影响。

如果换个角度看，成本的增加会成为企业的一种机遇。劳动力太便宜，往往会使企业忽视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忽视对员工的培养。长此以往，劳动者素质得不到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低水平徘徊，必将深远地影响到企业的竞争力。如果企业发现竞争不能一味依赖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倒有可能想方设法进行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主动。

由此可见，对劳动者而言，《劳动合同法》能更好地维护其权益；对企业而言，《劳动合同法》为其转变增长方式提供了契机。

中山大学特聘客座教授、广州亚洲国际大酒店人力资源部总监蓝国庆：

阵痛助企业提升竞争力

《劳动合同法》确实对企业的用工制度从法律的高度加以规范，确实为中国企业未来的劳动用工与工资总额增加了不少“麻烦”。但是，《劳动合同法》不但是广大劳动者的福音，也同样是企业的福音！理由有三：

其一，《劳动合同法》将帮助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

著名的管理学家威廉大内通过研究发现，美国的企业组织之所以能够产生那么强大的竞争力，是因为企业与劳动者之间能够以法律为准绳，彼此建立起了较明确的雇主与雇员的关系，这种组织形态称为A型组织，这种组织结构类型要求雇主与雇员都具备了良好的道德规范。

中国企业尽管也采纳了这种组织形式，但却发生了质的改变：企业与员工签订短期的合同是为了省事，为了规避可能引致由企业承担的责任，出现了中国企业的员工60%或以上只能与企业签订一年一签的劳动合同。

威廉大内同时也发现日本并没有采纳美国式的组织类型，却同样可以使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有着强劲的竞争力，日本的企业组织鼓励的是终身制，令到员工与企业同生死共存亡，企业凝聚力大大增强。

其二，《劳动合同法》将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

《劳动合同法》表面看是为企业增加了更大的人工成本支出，由现在的合同到期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到明年开始合同到期也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但实际上是迫使企业由只满足于如何压低员工工资转变为如何着眼于如何提升产品质量、如何提升产品的价值创新。这正是如何由红海走向蓝海的必经的阵痛或必然的洗牌过程。

其三，帮助企业造就学习型的组织。

所谓学习型的组织，就是当企业面对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能不能及时反应和应对。企业的竞争，必然要求具备快速的反应和应对，而要做到这些，关键就是建立扁平化的组织。组织变得扁平，层级很少超过4个。如果员工表现不错，在层级上的升迁就很快。但是，没有任何组织能够保证，今天加薪之后，明年一定会根据加薪后的金额再往上加。

劳动者派遣正是解决扁平化的绝好办法。可惜，目前中国企业都把劳动者派遣当成了节省人工成本、规避法律风险的方法，势必导致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也势必导致员工与企业之间不能建立信任和凝聚力。《劳动合同法》正是基于此而首次以法律形式对这种用工形式加以明确与规范。

以上三点，正是《劳动合同法》的真实意义所在，企业要面对的不是如何“应付”，而是如何应对和执行。阵痛是肯定有的，但换来的是未来企业的竞争力。我认为，《劳动合同法》将成为中国企业更新换代的助推器和加速器。

广州市锐旗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总经理杨希宏：

企业应彻底转变传统用人观

《劳动合同法》的最大特点就是，侧重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在这部法律中，关于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条款远远多于对用人单位的保护。

比如，在该法16条的“法律责任”中，有13条半是对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比例也明显利于劳方。对于当前一些损害劳动者利益而又难以追究用人单位和相关行政人员责任的情况，这部法律中都有明确规定。

因此，相当一部分企业对于《劳动合同法》存在着恐惧感，认为这会大大地增加企业的人工成本，不利于企业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劳动合同法》即将实施，确实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和挑战，企业必然会经历一段时期的阵痛。

我认为，对于《劳动合同法》，企业应该及时、彻底地转变过去的用人观念来迎接挑战。应该说，过去很多企业用工的确很不规范，企业侵害员工合法权益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劳动合同法》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对企业规范用工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让相当一部分企业感到不适应、甚至怀有很大的恐惧感。

这部法律的出台，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对于规范用工环境、建立和谐劳动关系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意味着企业必须同过去各种不规范的用工行为彻底进行告别了，否则将受到压力的制裁。

因此，企业应该顺应这种社会潮流，更加主动地建立规范、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对员工真正地做到以人为本。

从短期来看，《劳动合同法》会提高企业的用人成本，会给很多企业带来阵痛。

但从长远来看，《劳动合同法》有利于推动企业规范用工，在对待员工时做到以人为本，这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说是有利的。毕竟，一家漠视员工利益、用工不规范的企业，即使取得了一点眼前的利益，但是路肯定走不远。只有用工规范、真正地关注员工的利益，企业才能够长远发展。

由此可见，企业如果树立了这种意识，那么《劳动合同法》所带来就不是挑战，而是一次机遇。

（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