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就是制定行业规则，防范行业风险，维护同业自身的共同利益，先后经历了上海市钱庄业同业公会（1931年起）、上海特别市钱庄业公会（1943年起）、上海钱商业同业公会（1946年起）等几个阶段。

　　五口通商以后，上海成为国际都市，对外贸易发展，经济形势改观，钱庄业务顿时繁重。麦加利、汇丰、有利等外国银行纷纷在沪开设分行。此时，国内尚无银行，全赖钱庄支撑与外国银行的业务往来。在南京国民政府统制金融业之前的相当一段时间，上海钱业公会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履行了政府和中央银行的部分职责，其所扮演的特殊角色，非常值得关注。

　　辛亥革命爆发时，上海刚经历橡皮股票风波，钱业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尚无保全自顾之策，人心不安，商业凋零，业务大减。此时适逢沪津两埠山西票号大批倒闭，乃至发展至倒亏关税款，关税完全移存外商银行，清室及满族贵人存款大批流入外商银行，上海义善源票号连同28家分支号一齐倒闭，多方逆流，汇集而来，以致钱业再度困难。幸赖钱业公所秦润卿出面，恳请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副会长虞洽卿等奔走调停，才平息此事。

　　钱业公会之宗旨为维持、增进同业的公共利益和矫正营业的弊害，在订立上海钱业营业规则；调节及裁决同业纷争；金融恐慌时，联络各庄垫款维持将倒之钱庄，以巩固钱庄业之对外信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中订定洋厘、银拆行市及贯彻汇划制度，最为特殊，影响亦较大。民国八年（1919年），上海钱业公会联络各方，进一步取消鹰洋行市，银元市价统以国内自铸银币为准，这一举措，称得上是中国币制的一大进步。

　　上海解放之初，制度环境和社会条件发生巨变之际，上海钱业公会依然坚持正常运作，从维护同业利益出发，在协助政府实施金融监管、服务同业开展业务经营、对同业公会改组合并问题上表明立场等方面起着显著的作用。直到1949年12月28日，与银行公会、信托业公会合并组成统一的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会，上海钱庄业不复有独立形态的同业组织。

　　此外，上海钱业公会大力支持公益事业，包括钱业中小学、钱业市场、怀安会、周茕集、先董祠、《钱业月报》等。民国14年设立钱业中小学，即附设于先董祠内，以培植同业子弟为宗旨。此外，南市钱业有“周茕集”之设，北市钱庄有“怀安会”之设，由公会筹募基金，“置产生息，用以矜恤业中之贫苦孤寡者，颇有社会救济之意味”。

　　铁肩道义金融界

　　上世纪的中国政局变动，社会动荡，一时间风云变幻，上海作为全国的外贸出口集散地和金融中心，期间不断涌现出颇具眼光谋略和济世胸怀的商界大佬。

　　拥有“上海前业第一人”之称 的秦润卿（1877-1966），以其卓越的能力和高尚的品格为世人所敬重。

　　秦少卿少时家中艰苦，无力升学，15岁就到上海的协源钱庄当学徒。1917年委任经理，1920年被推诿上海前业公会的会长，此后，连任七届会长（有时称总董或主席），长达15年之久。秦润卿在担任钱业公会会长的15年期间，改革传统的钱庄帐务制度，提出全部采用新式复式会计，并借鉴新式银行之优点，大力开展非信贷金融服务，如设立保管库、代客户管理房地产业等，使之顺应时代潮流，也增加了钱庄营业收入。他亲自领导制定《钱业公会章程》和上海钱业历史上第一个《钱业营业章程》。这些章程规范了钱业经营行为，矫正钱庄间不正当竞争，增强了钱庄界的协调和合作，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行业自律作用。

　　与此同时，他还亲自投入历次的反帝爱国斗争，1919年 “五四”运动爆发，他参加当时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支持钱业界于6月4日起罢市一周。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秦润卿率领各钱庄，于6 月3日停业，以示抗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秦润卿断然与日本厂商绝交，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