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营商环境排名从第78名大幅跃升至第31名，上海自贸区作了哪些贡献？

　　中国经济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阶段

　　复旦大学张晖明教授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课题研究报告》中撰文总结，浦东开发开放30年的历程，经过了从“商品性(型)”(主要表现为国际贸易活动)开放，向“要素性(型)”(主要表现为投资资本、技术、品牌、管理、销售渠道和市场份额等方面)开放，进而朝着“制度性(型)”(主要表现为根据国际惯例和营商环境条件规则系统性衔接)开放梯进前行。

　　“自由贸易(试验)区”(2013年9月)正是依据国际惯例试行“制度性”开放所鸣响的“第一枪”。拉开了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入“制度性(型)”开放的序幕。

　　什么是“制度性”开放?张晖明教授认为，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态势看，制度性开放是我国主动应对国际经贸规则挑战的战略选择。

　　二战结束后，在关贸总协定(GATT)及其衍生而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推动下，成员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边境措施大幅度削减甚至消除，极大地促进了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跨国自由流动。

　　随着2006年WTO多哈回合谈判遭受严重挫折，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重构国际经贸规则来重塑全球价值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等规则体系开始对多边贸易体制形成冲击。

　　仅以USMCA协定中汽车业为例，原产地规则标准显著提高，乘用车与轻型卡车生产的区域内价值含量从以前的62.5%提高到2023年1月1日的75%，乘用车、轻型卡车和重型卡车的生产必须使用70%以上的原产于北美的钢和铝，乘用车40%的成分到2023年以前必须由每小时工资16美元以上的工人生产，这些措施就是为了促使汽车制造产业链价值链整体向北美地区回流。

　　张晖明教授认为，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看，制度型开放是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迭代升级。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程，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2001年前后)“补市场经济课”;

　　第二阶段(2001年-2012年前后)“赶WTO考”，加入WTO以后，我国全面接轨WTO规则实现制度调整，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迅速发展成为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贡献者和受益者;

　　第三阶段(2013年至今)“谱改革开放之新篇”，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为引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引入“对外资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进“一带一路”与建立自由贸易区网络相融合，中国以更加开放的经济活动能力和制度设计能力在全球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建设者和引领者。

　　自贸试验区成果推向全国

　　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排名中，我国从2017年的78位持续大幅跃升至2019年的第31位，上海直接受益于自贸试验区的投资贸易便利化制度创新。

　　以企业设立为例，自贸试验区商事登记和“证照分离”改革试点的全面开展，有效破解了企业准入不准营的难题，打破了市场准入的隐性壁垒，推动市场准入全面提速。

　　比如，实施药品零售企业“两证齐发”审批改革。改革前，开办药品零售企业需分别申请《药品经营许可证》和《GSP证》，办理时限较长、部分资料重复、办理流程复杂。改革后，原“串联”的两项行政审批事项改为“并联”审批，申请材料由23份减少至14份，减少64%;办证周期由80个工作日缩短至15个工作日，提速了4.3倍;又如，首次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审批改为备案，企业从改革前跑国家部委审批改为网上申报，办理时间从改革前3-6个月变为当场完成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