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当年几乎是家喻户晓。自1917年起的近20年中，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公司陆续在寸土寸金的南京路上登台亮相，彻底打破了外商百货公司垄断地位，联袂开创了上海近现代百货业发展的新纪元。

　　曾几何时，“四大公司”如同上海的脸面一般，成为引领这座城市摩登生活的风向标，改变了上海人的消费观念与生活方式。以至于长久以来，后人津津乐道于它们所缔造的商业传奇。

　　记者近日从上海市档案馆了解到，该馆搜集的“四大公司”珍贵档案，正在申请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从这些解密文件中可以看出，虽然商场上彼此是对手，但是“四大公司”并不以价格战对垒，相反它们彼此“别苗头”依靠的是超越时代的经营理念，以及处处以顾客为本的思想。创新，可谓处处体现在“四大公司”的生意经中。

　　“定地盘”凸显沪商智慧

　　南京路自东向西长逾3里，是那时上海最重要的干道，本地人惯以“大马路”称之，那么在这一偌大的商业街区内，哪里是设店的最佳位置？

　　按照当时人们的常识，店铺应该开设在外滩附近，因为外滩一侧当时分布着外商开设的福利、惠罗等大型百货公司，显然是“黄金位置”。

　　不过，“四大公司”无一例外没有选择这个黄金地段。为何？其中就凸显出这些创始人超越常人的智慧。

　　先施公司当时的老板马应彪把整条南京路来回兜了个遍，最后定址于南京路浙江路口。对于这一决定，他的手下面面相觑，觉得不太靠谱。马应彪笑着解释，虽说此处市面不及外滩那头繁盛，但根据先前的调查，地价却便宜不少；再者，从此地乘坐电车还可通达北火车站，今后足以保证华界的客流源源不断。

　　郭氏兄弟创立的永安，则更有些戏剧性。他们同样相中了南京路浙江路附近的地块。可究竟是开在南京路北侧、和先施比肩而立，还是设于南边，跟先施来个“门当户对”呢？据说，兄弟俩为此一直举棋不定，后来还是郭乐想出了取豆数人的点子，雇来两名伙计分别站在南京路接近浙江路的南北两端。此二人各背两只布袋，一只鼓鼓囊囊地装满豆子，另一个则是瘪的。只要身边有一位路人经过，他们就往空口袋里掷入一颗豆子。经过连续数天反复测算，郭氏兄弟发现南京路南侧人流多于北边。两人立刻拍板：永安公司就造在先施公司的马路对面。

　　“康克令小姐”PK女营业员

　　与如今各大商场大打“价格战”不同的是，“四大公司”从来不以价格高低来吸引顾客，而以理念取胜。先施公司甚至明确表示，以“创始不二价，统办全球货”为经营方针。所谓“不二价”即是指商品明码标价，谢绝顾客讨价还价。

　　百货商店聘用女营业员，先施公司是第一个“吃螃蟹者”。按照中国的封建礼数，女子理当在家相夫教子，不可在外抛头露面，待字闺中者更应深居简出。然而，马应彪对此不以为然，并提出招聘女营业员的想法。

　　可招募启事贴出去一月有余，无人上门应聘。就在马应彪正想“打退堂鼓”之时，他的妻子霍庆棠主动请缨担任化妆品部的售货员。霍的两个小姑也挺身而出，跟嫂子一同立柜台。这下，“三个女人同台站”的新闻不啻为一个炸雷震动申城。好奇者接连前去围观，守旧者则斥之为伤风败俗，先施面临着巨大舆论压力。谙熟经商之道的马应彪随之调整策略。起先，他让夫人等隔三岔五地出现在柜面，慢慢再改为一两天上次班。通过循序渐进，市民逐步适应了这一新潮的售货方式。加上，霍庆棠仪态端庄、口齿伶俐，深得顾客青睐。曾经横遭非议的女营业员竟成了先施公司的活广告。

　　同施“美人计”的，还有永安公司。上世纪30年代申城最畅销的金笔，是由永安公司独家代理的康克令牌。若问此中缘由，全赖“康克令小姐”的功劳。

　　永安公司之所以要买断康克令金笔的代理权，图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