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金融强盛，不仅在于她拥有多少金融资产，而是在于她如何管理金融资产。30年前的中国经济同今天的中国经济相比，就自然资源和人口数目而言，差距并不太大。但是，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的经济实力却有几十倍的增长。知识是财富的来源，创新是成功者同失败者的分水岭。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金融资产。
　　
中国的经济实力与美国或欧盟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不过，在金融创新和工具方面，在很多地方还处在同美国上一世纪80年代初相当的水平。
　　
健全的金融体系不是靠零星地引进人才或者依靠外来机构就可以建立起来的。它要靠基础结构、中介机构和人才群体。在这些方面，建立股指期货市场都是建设完整的资本金融体系的一块铺路石。下面的文章将从投资观念的改变、金融市场的补缺和中介机构的建设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一点。
　　
投资观念的改变
　　
许多人对股指期货的存在必要和社会功用提出质疑，是因为他们所熟悉的经济学理论没有给金融衍生品留出一席之地。
　　
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立论前提包括这样几种假设：1）经济的发展在市场这个无形之手的指引下最终会达到供需的均衡；2）参与经济活动的人以理性指导自己行为；3）所有的人有同等机会分享市场信息；4）所有的人有同等的机会进行交易；5）所有交易的人有足够的资本进行交易；6）股票价格是各种信息的充分反映。
　　
在这样的理论框架里衍生品没有必须存在的理由。不错，股指期货可以帮助发现价格，进行套保，可是，从长远来说，股票最后还不是要物归其价，投资者和交易者作为一个整体，还不是要纠正他们自己的非理性行为？股指期货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但并不是非有不可的东西。
　　
由于现代的金融实践，传统经济学的这些立论开始暴露出若干缺陷来。金融衍生品的存在和普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在实践上的弥补。就交易所的动机而言，设计一个迎合用户需要的衍生品合约也许是为了增加收入，从社会效益来看，一个衍生品合约能够得到成功，一定是因为它满足了金融体系中的某种需要。当初在推出外币期货的时候，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动机或许是想要利用美元同黄金脱钩的机会来扩大业务，交易所当时的总裁梅拉梅德为了弥补理论上的欠缺，专门花了5000美元到芝加哥大学请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写了一篇论文，对货币期货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到今天，全球各种外币交易的日交易量面值已达3万亿美元。无论交易所的动机是什么，成功的衍生产品一定是满足了金融创新的需要，为社会提供了福利。
　　
世界上主要的资本市场除了中国的A股市场之外几乎都有股指期货和期权的交易。虽然在这方面还没有足以同传统经济学抗衡的系统的理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衍生工具的存在和普及同现代金融理论中投资理念的转变是分不开的。投资理念的转变，指的是在投资管理中将重心从回报转移到风险上。许多经济学家，包括若干诺贝尔经济学奖（以下简称"诺贝尔奖"）得主在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点进行过探讨，金融衍生品，包括股指期货在内，是将这种新的投资观念付诸实践所必不可少的工具。
　　
股市的大起大伏是让传统经济学的"均衡论"最头痛的现象之一。究竟什么样的价格才算是理性价格？这个理性价格在什么时候会变为现实呢？假设体现这种理性价格是一条钟摆运动的中轴线，如果股市波动的顶部在6300点，底部在3300点，那么理性价格就应当是4800，可是，股市真的会在4800点停下来？股市的这次钟摆运动难道就不会同另一次重叠起来？钟摆在达到这个"均衡点"之前，难道就不会重新以更大或更小的幅度重新晃动起来？1996年底，道琼斯股指在1995年年初是4000点，1996年年底超过6400点，这时，格林斯潘发出过著名的"非理性繁荣"的警告。今天，道琼斯股指以经站在12000点之上。许多人读过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席勒的《非理性繁荣》一书，知道投机性泡沫的存在。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席勒同时也说过，泡沫有过度膨胀形式的正向泡沫，也有严重缩水形式的反向泡沫。人们传统上以市盈率来衡量一个公司的股票是否超值。杰拉米·塞伊格尔是宾州大学沃尔顿商学院的教授提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出现，现在完全有理由接受比以往更高的市盈率。由于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动荡，股市永远不会稳定在一个静止的"均衡"状态。如果无法知道什么是股票合理的均衡价格，那么，如果要以回报为投资的目的，这个回报的目标价位应当是什么呢？
　　
在投资中，回报是无法预测的，而风险则是可以预见得到的。哈里·马克维兹是1990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也是"投资组合理论"的创始人，他在1952年就说过，"你必须像考虑回报那样考虑风险"。詹姆斯·托宾是诺贝尔奖的另一位得主（1981），他将风险同投资组合价值的方差联系起来。2003年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英格尔是在风险和波动率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模型的。他指出，只有知道风险才能通过改变投资行为从而得到回报。对风险的预期是同对回报的预期相平衡的。根据对风险的了解来优化投资行为，特别是投资组合的行为，是增大回报的有效途径，可是，离开衍生品的交易就很难有效地根据风险而优化投资组合行为。这就是为什么随着投资观念的转变，衍生品的交易也越来越发达的原因。正如纽约大学的金融学教授罗斯·米勒在他的《实验经济学》一书中指出的，衍生品是用来组成现代金融市场结构的基本砖块。
　　
从诺贝尔奖得主肯尼斯·阿罗（1972）和罗伯特·卢卡斯（1995）以来，在现代金融学中，越来越多的人将风险定义为可以通过概率论计算出来的不确定性。金融风险说到底指的就是金融资产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由于现代概率论和游戏理论的发达，人们开始逐步摸索出用概率论来预测不确定性的方法。将概率论运用到金融领域里，同金融领域里的不确定性进行斗争，这正是金融衍生品得以发展的内在根据。杰米尔·巴兹是牛津大学的一名研究员，乔治·恰可耶是哈佛大学的一名教授，他们认为，发明衍生证券，就是要用人工的随机性来对付我们每天面临的自然的随机性，从而化解金融世界中不可避免的复杂风险。
　　
风险的预期和回报的预期都是针对未来时态的。无论是期货还是期权，衍生品都是将价格设定在未来，把主观的预期转化为客观的在未来可兑现的资产，将未来的某个时间域物化，从而在现在的时间域同未来的时间域之间创造出一个两维的空间，为不同的投资策略拓展出一个活动的领域。在美国，如果不是事先通过期货市场知道将来的价格，农民不会种植这么大面积的农作物。乔治·阿科劳特是2001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他曾经指出，在一个平面的金融市场里，价格有滞后性。要克服这种滞后性，需要有对未来价格的能动的预测能力和捕捉住这种价格的工具。在股市中，人们一般都承认，股票过去的价格只能作为判定今天和未来价格的参考，而不能作为依据。这样，我们就有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几个时间域内的各种预测的价格和实现的价格。离开了衍生品，就没有办法捕捉和驾驭这些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
　　
布莱克-舒尔兹期权定价公式获得过诺贝尔奖（1997）。不过，布莱克和舒尔兹最初研究这个公式的目的是要为普通股票定价，他们的设想最后落实到期权上。这是因为，尽管任何投资中都含有所谓的期权性（也就是以一小笔权利金来换取在未来一定时间内对某笔财富拥有权利但不承担义务），只有衍生品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将这种性质体现出来。
　　
除了"均衡论"和单一的时间域外，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回答的另一个问题是经济活动的理性代理人。在过去的30年中，行为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中发展最快的流派之一。它所集中攻击的，就是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的理性代理人模式。丹尼尔·卡内曼是一位心理学家，行为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2002年获得了诺贝尔奖。卡内曼说过，传统经济学的理性模式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世界上不存在它所需要的那种人脑。这种模式要求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瞬刻之间都能够理性地分析和把握市场中发生的所有事情。这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股市是一个利益汇集的争斗场所，正如詹姆斯·蒙提尔在他的《行为投资学》中指出的，要想理解大脑在作出投资决定时的活动，就必须懂得，在这个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情感而不是理性。交易者和投资者作为整体在长时期后或许会得出一个理性的共识，但是，在得到这个共识之前，市场可能已经在过度投机或恐慌抛售中遭到无法挽回的打击。
　　
由于理性和非理性活动的交织以及"羊群效应"的存在，在股市中我们就有了两个问题。第一，应当有一定的手段来减小非理性活动的幅度；第二，应当有一定的工具对由非理性活动而带来的市场波动进行预测。在这两方面，股指期货以及其他衍生品就是应运而生的工具。
　　
股指期货可以用来减小市场波动的幅度，这是因为，首先，衍生品市场交易成本比较低，反映信息比股市要快；其次，由于衍生品的交易速度快、履约有期限、保证金每天必须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化进行调整，以及输赢数目巨大等原因，衍生品交易者对市场的研究比股票交易者一般要更为深入和认真；第三，期货市场是对未来的股指价值定价，同股指的现价有时间上的差距，所以期货的交易对股市的价格运动可以起到一定的指导和制约的作用；第四，股指期货可以起到套保作用，将价格锁定在一定的价位上。由于这些原因，衍生品交易者就有了根据自己的预期同市场的波动相抗衡的工具。
　　
通过高流动的期权交易，人们甚至能够依靠期权定价公式，使用反向金融工程的方法，计算出波动率指数，揭示出交易者在对市场近期内波动性的预期。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期权波动率指数（VIX）就是这样的一种工具。波动率是交易者对市场短期内价格变化幅度的预期。因为在期权定价公式中，除了波动率之外，其他的用来计算期权价格的变量，像股票的价格、利率、股息和到期的时间等，都是已知的。在期权成交之后，期权的价格成了已知的，于是，就可以使用所有这些已知的变量，倒推出近期内人们对市场波动率的预期。这是满足了上面所说的对市场波动有所预测的需要。
　　
传统经济学理论还有一个缺陷，就是认为市场自身有能力完整地吸收各方面的信息，将它们优化地综合到一个价格里。这种假设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2007年的诺贝尔奖授给了创建"机制设计理论"的三位经济学家。这个理论就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在这方面的一个修正，机制设计理论指出，自从亚当·史密斯以来，经济学家就一直在说，在理想的条件下，市场作为无形的手，有能力综合各种信息，有效地配置有限的资源，但是，事实上，如果没有人为的有意识的干涉，市场本身并不具备对信息自动完整吸收的理想条件。
　　
实验经济学的开创者弗农·史密斯是另一位诺贝尔奖的得主（2002）。根据他的分析，传统经济学所说的那种通过反复交易以达到均衡状态，从而自动实现完整的信息综合，在实践中是不存在的。实践中所实现的均衡，往往是建立在对信息吸收的非完善的水平上。威廉·夏普在1990年因为他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式"（CAPM）获得诺贝尔奖。2007年，他在《投资者和市场》一书中指出，许多投资者购买某个产品，其动机并不是因为反映在产品价格中的信息，他们所选择这些产品的理由同理论上的平均投资者所选择的理由并不相同。换句话说，每个人接触的信息有他们自己的片面性，股票价格反映了市场的综合信息，但这样的综合并不一定是最优化的综合，也就是说，在没有充分吸收所有可以吸收的信息之前，股票的价格已经形成了。
　　
股票价格是建立在非优化的信息综合之上的，这是靠股市本身所无法克服的局限。它的克服需要衍生工具的运作。资金管理者在实现高于平均回报的阿尔法效益方面，是离不开衍生品这个工具的。
　　
一个高效率的市场是一个对信息反应迅速的市场。马克维兹最近说过，他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已经不再有信心，因为这样的理论解释不了市场在短期内的活动。事实上，无论你对市场的长期方向看得有多准，短期内市场的大幅度波动都有可能给你的投资带来致命的损伤。光有股市的交易，还无法做到对市场信息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及时优化投资行为和规避预期风险。衍生品并不只是一种起帮助作用的工具。它们是实施以控制风险为主旨的投资理念所必不可少的主流载体。
　　
金融资产的补缺
　　
从微观上看，金融衍生品似乎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辅助工具。罗伯特·威利是杜克大学的金融学教授，也是金融衍生品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在他的2006年的《衍生品》这部巨著里，他就说过，衍生品合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的交易成本低，而且可以绕过标的资产市场中的某些限制。由于这两种特性，再加上它们是重复资产，所以在管理预期回报和风险方面就成了极为强大的工具。不过，在这种意义上，如果不计较交易成本和运作效率的话，你可以直接使用标的资产而不是衍生品合约来管理资产。
　　
从宏观上看，事情就不一样了。在今天的世界金融体系里，衍生品合约已经成为巨大的资产载体，代表着巨额的金融财富。衍生品是重复资产而不是虚拟资产。衍生品合约本身是没有价值，但是，它代表了合约双方以契约形式确认的标的物的价值。如果履约，合约的义务承担者就必须支付这样的价值。即使这些合约所代表的价值大出所有标的资产的价值总和，它们还是代表了实实在在的金融合约义务。美国的各种股票指数管理着15万亿美元的美国股市的市值，商业指数基金管理下的资产到2006年已经到达3700亿美元。许多指数基金的资产是以衍生品合约的形式持有的。这并不等于说这些基金客户持有的这部分资产是虚拟的。就拿美国最近金融风波中的以次级房贷为基础的衍生品合约来说。这些衍生品合约的履约使得有些投资银行亏损了几十亿美元，而有的对冲基金经理一个人就拿了37亿美元回家。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钱。世界上最大的金融衍生品其实是货币。货币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但是用货币进行交易的双方都承认它所代表的标的价值。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话，那么就可以看到，一个没有衍生品交易的金融体系在它的金融资产方面是有巨大空缺的。
　　
衍生品合约所以能够构成这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这些财富只有用衍生品的形式才能捕捉得住。有的时候只能通过衍生品的交易才能进行风险和财富的转移。在美国的次级房贷风波之后，信用衍生品按理说应当是人人喊打的产品，可是，同这种预期相左，信用衍生品在全球的总持仓量仍然在持续增长，从前年年底的34万亿美元上升到去年年底的62万亿美元。这是因为信用领域里有的风险只有通过这类产品才能有效地得到转移。
　　
在资本市场里，股指期货和期权也起到了相似的作用。股指衍生品捕捉住了两个没有这样的衍生品就无法具体体现的世界。一个是作为整体的股市；另一个是与股市相应的保险市场。
　　
用指数来总结市场无疑是现代金融理论中最大的创新之一。股市作为一个整体，它的运动特征和风险属性并不等于将所有单股的运动特征和风险属性加在一起。也就是说，在这里，1加1并不等于2。股市作为一个整体，对新闻、政治和经济事件的反应，表现出不少用单股的集合体解释不了的特性。
　　
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式"（CAPM）至今仍然是为资金管理者普遍奉行的模式。这个模式的本质特征是将注意力集中在风险而不是回报上。在这个模式里，一个投资组合的风险取决于这个投资组合对市场作为整体的暴露面，而不是这个市场的可以分散化的个体构成部分的集成。
　　
约翰·博格尔是诺贝尔奖得主保尔·萨缪尔森的学生，也是全球第一个指数共有基金"先锋基金"的创始人。他去年写过一本畅销书，叫做《用常识投资》。他在其中说道，如果你想要在市场回报中得到公平的份额，那么就投资在指数里。因为指数基金是所有股票构成最大的投资组合，它所面临的只有整个股市的系统风险。
　　
无论是想把整个股市作为一个投资组合，或者是想要规避股市作为整体而面临的风险，都需要有可以代表整个股市的交易工具。在同一时刻买进或卖出所有的股票这种做法在实践上是不可行的。ETF是基于指数概念而产生的股票交易，不过，由于它的实物结算的特性以及不具备衍生产品上述的各种特性，在代表整个股市方面，它不具备股指期货和期权的概括力和灵活性。
　　
股指期货市场作为一个整体，为股市作为一个整体提供了一个保险市场。将衍生品市场作为风险转移的手段，在成熟的资本市场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实践。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有92%以上的公司是使用衍生品来化解风险的。克里斯多弗·卡尔普是芝加哥大学的金融学教授，也是诺贝尔奖得主默顿·米勒的学生与合作者。他在《风险转移：理论和实践中的衍生品》一书中指出，一个能动的完整的市场是一个具备有效的风险规避手段的市场。他甚至说，对一个公司来说，在应当使用衍生品的时候没有使用它们，这才是衍生品带来的最大风险。
　　
股指期货市场是股票市场的保险公司。股指期货所以能够起到有效的套保作用，不但是因为有了股指期货，投资者可以持有同股市头寸相对应的对冲头寸，也不仅是因为股指期货的交易成本相对低廉，更重要的是。股指期货市场同股票市场之间在时间上存在有差异性。马融·舒尔兹是诺贝尔奖的得主（1997）。他指出过，"风险转移就是资产持有的一个时间序列，将资产、证券或者风险从现在移到将来。" 因为有了股指衍生品，股指的未来价值就有可能用物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这种对股指的未来定价，舒尔兹所说的风险转移是不容易实现的。
　　
中介机构的建设
　　
由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缺陷，按照这样的理论而建设起来的股市，会是一个任凭个体投资者自生自灭，等待股市自身自然矫正的市场，这样的股市不可避免地会是一个低效率和高波动的股市。机构投资者应当是股市中积极的中介。它们应当成为调整股市、提高股市效率和降低股市波动的中枢力量。在美国的股市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机构中介所起的积极作用。美国股市在1929年的崩盘中，从1929年到1932年的跌幅是89%；在1987年的崩盘中，股市的跌幅是41%，在本世纪初的网股泡沫崩盘中，从2000年的顶部到2002年的低位，下跌的幅度是39%。这种跌幅下降的趋势正是中介机构壮大的结果。
　　
投资机构在整个市场的结构和实施的功能对市场如何运作有深刻的影响。中国股市在这一年里的大起大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缺乏成熟的机构投资者这种状态。机构投资者之所以没有发展出同股市相应的规模，并不只是因为没有足够数量的机构，是因为机构缺乏介入市场的工具。如果机构投资者在股市上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挑选表现好的股票，避免表现差的股票，那么，机构投资者同个体投资者之间就只有数量上而没有质量上的区别。
　　
股指期货是一种可以使机构投资者真正成为机构投资者的工具。投资组合理论是现代金融理论中最重要发现之一。一个搭配妥当的投资组合可以化解投资组合各个构成部分所面临的局部风险，集中处理整个市场所面临的系统风险。可是，对于个体投资者来说，要想构成一个有效的投资组合，根据市场的变化而频繁交易，以维持投资组合对市场风险暴露面，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没有必要的技术支持，也承担不起昂贵的交易费用。中介机构于是应运而生。中介机构有能力为个体投资者复制市场表现和管理投资组合。这种功能是中介机构创造出的一种社会效益。不过，即使是对于机构投资者，如果完全依靠股票的交易来实现这种功能，成本也会高到无法承担。在这种情况下，股指期货因为它的风险分享、交易费用低廉、调配资本灵活和高效率吸收信息等特性，就成了机构投资者在股市中为个体投资者提供中介功能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
　　
在股市交易所需要的资金聚集方面也是如此。投资组合理论是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式"（CAPM）为基石的，按照这个模式的假设，投资者可以按照无风险利率借到无限的资本，同时，投资者也能够无限制地卖空股票，用这笔收入重新投资到买进的头寸中。这两种假设对于个体投资者在实践中是无法实现的，而机构投资者借助股指期货等衍生品则有可能在一定程度内复制出对这些条件的满足。
　　
在欧美的市场里，许多交易并不是在公开市场上进行的，而是在机构内部，通过一系列个人和利益集团之间的议价而达成协议的。这就是所谓的场外市场交易。机构之间的内部市场交易是一种重要的资本配置的机制。它们不但涉及到风险规避，而且涉及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样的机构交易很少通过实际证券的转手而实现，它们绝大部分是依靠衍生品的"四两拨千斤"的功能。没有期货、期权和掉期等衍生工具存在，这种大规模的、往往跨越国界的资产易手是很难及时实现的。反过来说，如果不是有这样的工具存在，也不会有那么多从事这些交易的机构。
　　
道格拉斯·诺斯是1993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也是新机构经济学流派的创始人。他认为，一个经济体系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支持它的市场的那些机构的种类和质量。他在2005年写的《理解经济变化的过程》里，进一步阐述了这个理论。根据他的理论 ，我们可以说，在股市中，投资机构体现了投资的理念和潮流，它们的结构和运作对股市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投资机构自身需要演进，因为需要减少股市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这种投资机构的演进要受到可用工具的制约。如果没有包括股指期货在内的衍生品的存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西方股市中的投资机构，会是完全不同的样子。
　　
中介机构的存在规模同衍生工具的存在和普及是有关系的。中国目前有1万名登记的期货专业人员，美国有7万名，其中原因之一是因为美国在商品期货之外还有金融期货。劳伦斯·萨默斯是哈佛大学的前任校长，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时候，在一次讲演中曾经提到过，在美国的经济中，每年金融中介机构的运作成本是整个国民生产总值（GNP）的7%。这种成本40年来增加了一倍。这还不包括非金融企业在集资和资本配置上所支付的成本。这种增长同近40年以来金融衍生品在美国的快速发展是同步而行的。
　　
结语
　　
经济的全球化早晚会带来金融方面的国际接轨。这不仅是来自外部的压力，而且是来自内部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通过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来完善金融基础结构和健全金融机构，不但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关系到国家的金融实力。
　　
这样说并不是危言耸听。如果你到世界各地的金融中心去，你可以发现，在这些地方管理财富的主要公司大部分是来自美国或欧洲的投行。原因很简单：本地的市场不是起步太晚，就是不够成熟，没有构建起足以吸收本地人才的自主的机构主流。
　　
今天，由于美元的贬值，持有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和个人纷纷在将财富转移到其他形式的储存形式中，主权基金和QDII等也因此而活跃起来。这些金融操作要想取得成功，需要整整一层在实际市场中培养起来的有竞争力的机构和人才。在这一点上，成熟的国内衍生品市场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交易所交易的期货和期权合约为交易者和投资者提供的只是基本的交易单元。就像是用来造房子的砖石瓦块。如何使用这些建筑材料取决于交易者如何结构他们的交易策略。有人曾经使用过核电站的比喻来说明衍生品的风险和功用。原子能发电自然会带来额外的风险，但是，它所提供的好处远远超出了它所带来的潜在风险。
　　
对股指期货市场自身的风险，诺贝尔奖得主默顿·米勒（1990）在他的《论衍生品》一书中有过一段从宏观角度的评论。他说，每个衍生品合约都是由来自相反方向的交易而组成的，有买家就有卖家，任何时候这些头寸在整体上都是相互对冲的。盈利和亏损只是代表了在交易双方之间的财富转移，对总的社会财富没有影响。因此，同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不同，即使在衍生品市场之中出现风险，整个社会福利并不受到影响。因此，就直接的社会成本而言，在大部分情况下，衍生品交易的风险是一个零和游戏。需要注意的是它的间接社会成本。
　　
如果说国外衍生品交易可以提供什么教训的话，那么，可以说，一个衍生品市场的稳步发展需要从比较简单的、杠杆力较小的、在交易所交易的产品开始，首先，产品过于复杂往往是导致风险的起源。在发展衍生品市场的过程中，有必要扎扎实实地在每一步上做好投资者和交易者的教育，使产品的复杂性与交易者的知识水平相互协调。其次，股市对信息反应的速度没有期货市场来得快。因此，如果期货合约提供的杠杆力过大，一旦市场出现恐慌，就会造成股市同期货市场在运动速度方面的失调，导致股市中流动性的枯竭。"断路闸"以及对股市中程序交易数额的限制，目的都是在关键时候将两个市场松绑，以防止失速的情况演变为恶性循环。
　　
在交易所场内进行交易是一个重要的限定。场内交易不仅为交易双方提供了清算的担保，避免了违约的风险，而且提供了透明度，使得监管者有可能了解到市场在不同方向的持仓量，把握潜在的系统风险。更重要的是，交易所自身是一个自律机构，对交易中发生的问题，随时都可以处理。
　　
中国的商品期货市场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无论是在交易者对期货基本原理的理解和运用方面，或者是在交易所对期货交易的风险控制方面，都有相当成熟的经验。而且，过去一年里就股指期货对投资者的教育，无论在规模和深入程度上，都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如果说建设衍生品市场是金融改革的必然趋势的话，那么，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股指期货可以说是在这条必由之路上的一个风险最小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