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朝到今天的中国版图上，一直居于经济领先地位的区域只有两个：长三角和珠三角。

在以机器为基础的近代工业产生之前，是学界所称的“原工业化”时期。而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及允许外国商人设立工厂，直接导致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由“原工业化”阶段进入到了“近代工业化”阶段。

长三角早期（1840~1894年）的工业化主体已经具备了三种形态：一是外来资本；二是官僚资本；三是民族资本。

这三者演化至今，即所谓的外资、国资、民资，仍是我们观察这一区域经济格局的基本坐标。

当前，长三角地区已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它以全国1.1%的土地，6.3%的人口，创造了超过1/5的生产总值——2006年，长三角实现生产总值4.7万亿元，占全国22.7%。

在这张显赫的经济地图上，江浙沪“三分天下”而各具特色的资本生态值得深入研讨。

一是江苏在近10年来通过大量引进外资，一举抢占了在国际制造业分工链条上的重要位置，特别是苏州连续多年引进外资总额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

二是浙江领改革风气之先，称得上中国民营经济的摇篮，产权清晰的浙商群体在很多产业中的竞争力已逐步上升到了世界级。

三是上海充分盘活了庞大的存量国资，探索出了一个相对高效的运作体系，不仅较好地实现了资本增值，更在这座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中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尽管三地经济各具优势，却并不相互割裂、排斥。

长三角的外贸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接近40%，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比重接近一半，这并非江苏一己之力。浙江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重镇，既有义乌这样的国际级市场，又有一批最为活跃的出口企业。而上海一贯是跨国公司中国总部云集之地，截至2007年4月，已累计达168家。

虽然浙商几乎成为了中国民营经济的代名词，但中国民营力量的另一个摇篮则是苏南模式——大量乡镇集体企业经过改制正重新焕发勃勃生机。而一股更新的力量是，一批以高科技产业为标签的新沪商正迅速崛起。

至于国资，江苏的体量并不逊色上海，也在5000亿元左右。即便浙江，经营与非经营性国资的比重其实也远大于外界的想象。

事实上，这三者都已经意识到了均衡发展的价值，一次新的融合、裂变正在发生。而决定这个未来的，乃是两股往往此消彼长的力量，即行政和市场，抑或是它们的合力。

其实，历史从来如此。

拿早期的长三角来说，洋务运动为北洋政府所推动。前期以发展军工为主，必然选择具有海港优势的东南沿海地区。同时，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当时是清廷与太平军争夺的“核心地带”，这种政经意旨直接决定了洋务运动的中心是在长三角，自然使它渐渐成为当时中国官僚资本最集中的地区和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

而中国的外来资本，也在《中英南京条约》签署后，把对外贸易重心逐渐转移到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

长三角商品贸易的发达，又使这一带的民间资本逐步兴盛起来。因为，主要流通的商品是农产品(行情论坛)，它的资本来源于民间。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正是由于主导的力量不同，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当时在产业类型的分工上，出现了自然的分化，政府所控制的是船舶修理业和军工，就本质而言，属于“飞地”型工业。而农业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它可以孕育出民间经济的胚胎。

可见，正是政经局势的不断演进，直接催生了当时的经济格局，并一举奠定了三大资本体系各自的走向。

1949年后，官僚资本和外来资本以及民间资本，又一次被行政力量强行改变轨迹，它们被通过各种方式改造成了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那时，行政几乎就是主导市场的唯一力量。

直至改革开放，复苏的市场力量才再次颠覆了单一的资本形态。尤其是到了1984年中央与地方实行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的创富冲动得到激发，中国的经济图景才豁然开朗起来。

率先富起来的东南沿海地区，无疑是这场经济革命最宏大最成功的试验场。不过，其间也经历了种种困惑、反复。特别是近10年来，在长三角这块样本上，政府与民间在经济命题上如何互动？民资、国资、外资如何在市场和行政两头找寻各自空间？

究其本质，行政与市场力量在经济发展中的边界到底何在，正是本书希望揭示的所谓“大悬念”。

从晚清开始，外来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已成为活跃在长三角的主要资本形态，到了今天，外资、国资、民资这三大资本力量仍然是我们观察这一区域经济格局的基本坐标 。

套用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理论，珠三角能否长盛，取决于三点：

珠三角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们是否胸怀足够的使命感，这是一个企业和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地区能否立足的关键因素。

珠三角能否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在十倍速竞争的时代，我们要以十倍速的应变能力适应市场和环境的变化。

珠三角能否检视自己的优势，培养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核心竞争力。

三大要素决定珠三角能否长盛不衰

珠三角历来不缺少关注，本来这是一个地域概念，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却日益成为一个经济概念，成为一个财富神话，成为一个社会各阶层的热门话题。

在中国当代经济改革与市场开放过程中，“珠三角”扮演了一个极为特殊的角色。它向来属于前沿区域，一度是繁荣、先进、活跃的代名词，这里集中了一批经济发达程度堪称中国一流的大、中、小城市。在过去改革开放的近30年里，数万港澳客商陆续到毗邻的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投资办厂，利用当地低廉的生产成本开展加工贸易，形成“前店后厂”、转口贸易的独特区域合作模式。珠三角曾为我们贡献过“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东莞模式”，创造过“深圳速度”、“珠海现象”，但如今的景象已非10年前可比，在长三角和京津唐高速飞奔的今天，20世纪80年代以来独领风骚的珠三角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压力。

于是，有了“深圳，你被谁抛弃？”的呐喊，有了“顺德，你还能可怕多久？”的反思。近些年来，对珠三角的批判、反思之音不绝于耳，在2005年年底随着国家“十一五”规划的出台更是掀起了一股反思高潮。

是什么让当年风光无限的顺德人从可怕变成了害怕？是什么让当年“思路决定出路”的江门如今却要寻找“门”在哪里？又是什么让当年提出大战略差异化发展的惠州徘徊不前？

笔者长年行走在珠三角大地，更关注的不是作为成功者的珠三角的过去，而是它在今天和未来面对挑战时的解决之道，这是珠三角之于全国的价值所在。

正如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里所阐述的那样，每一个文明都有适合自己发展的历史时期，珠三角同样如此。在度过了最为辉煌和最引人注目的时期后，珠三角所要关注的是如何保持长盛不衰。

彼得·杜拉克在《杜拉克论管理》中指出，一个企业必须有事业理论为指导，才可以长盛不衰。他将事业理论概述为：一、使员工充满使命感；二、培养员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三、检查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否过时并加以更新。

对于珠三角来说，杜拉克的名言同样有效。

珠三角能否长盛，取决于珠三角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们是否胸怀足够的使命感，这是一个企业和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地区能否立足的关键因素。对于珠三角来说尤其如是，因为南方人往往“敏于行而讷于言”，重实干而轻理念。

珠三角能否长盛，还取决于其能否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在十倍速竞争的时代，我们要以十倍速的应变能力适应市场和环境的变化。

珠三角能否长盛，更取决于其能否检视自己的优势，培养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核心竞争力。

智者何必郁郁于曾经丧失多少机会？在转型期的中国，还有许多需要敏锐把握的关键时刻将要源源而来；勇者岂能得意于曾经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中国转型，正有许多重点领域的突破等待风云际会的揭榜。

历史机遇，也需要竞争，并不与谁有什么天然缘分，它只垂青于有准备的城市。珠三角曾经带给我们奇迹和惊叹，我们也期待着珠三角能再次给我们惊喜，因为珠三角不仅仅属于广东。